悲痛之余，作家摩罗接受了早报记者的专访。

　　摩罗表示，社会上习惯称巴金为“文学巨匠”或“文学大师”，但是他认为相比文学史，巴金在精神史上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在20世纪，中国历史产生了许多在当时影响巨大的人物，但对后来的人却很难产生影响。鲁迅、弘一、晏阳初、陈寅恪、林昭、巴金等人却是例外。鲁迅的价值是超越于文学的，陈寅恪的价值是超越学术的，林昭的价值是超越政治的，他们是我们未来时代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学习。对于巴金，他的精神同样是超越文学的。

　　摩罗说巴金有三大特点。一是巴金懂羞耻（知耻）。摩罗个人认为，巴金具有这种强烈的羞耻之心，他对政治具有很强的抱负，因此巴金不是单纯的文学人。基于社会道德问题，他努力寻求解决社会的丑陋与罪恶。他进入文学界不同于其他人只注意文化的罪恶，却没有注意到人根源和本质上的丑陋以及社会的丑陋，在这点上巴金显得与众不同。

　　第二个特点就是提倡说真话。巴金的晚年博得了尊敬，反复提倡讲真话，这在他五本《随想录》中得到了验证。在文革期间，他违心地说了一些假话，羞耻感让他觉得尊严丧失。在知耻的基础上，在文革结束后，在讲真话方面，他是最好的表率。巴金企图引导民族从说假话中往说真话上转变，这点是难能可贵的。

　　三是反思自己。巴金敢于从自己说起，从人性的懦弱、奴性、伤害、趋附反思。这在他的晚年回忆录中曾有过细节体现，如当他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后只能老实地低头认罪，回家后他只能对着镜子练习认罪时的姿势。他到晚年敢于展示自己的丑陋，对那些经历过特殊时期的人能起到一种很好的感召作用。他的敢于揭露自己的隐痛处是超越心理层面，将它提升到了对自己道德层次上的审判。(东南早报 曹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