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的心是柔和的，
    不久前我还看见了归来的燕子。
    真正的人正在多起来。
    他们具有仁慈而宽恕的心，他们有眼泪，
    但不为自己哭。
    我仍在路上，不会感到孤单。
    我也不会失落，
    因为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容我失落。
    ——严文井《我仍在路上》
    一个用毕生的智慧和心血，以大众特别是少年儿童热爱的文学样式——童话，给人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生动感人、启人心智的童话故事，哺育了几代人的“童话爷爷”严文井先生，7月20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0岁。按说，一个活到90岁高龄的老人因病而逝，这本是正常现象，自然规律。然而严文井的逝世，却令人悲痛、惋惜和格外遗憾。为什么？因为，他还有满腹的文章要写，还有许多许多鲜为人知的美丽童话没有讲完。
    “我相信将来一切都会变得美好”
    生长于扬子江畔武昌的严文井，高中时期就开始写作，并在报刊发表散文。1935年他到了北平，供职于北海旁的北平图书馆。在这个图书堆积如山的知识海洋里，他如饥似渴地利用工作的方便及业余时间，啃读着一本又一本书，汲取无尽的营养。这期间，他又在北平的报纸上发表散文，崭露头角，而且正式起用严文井(原名严文锦)为笔名。
    抗日烽火连起，在北平，作为一个爱国青年，严文井感受到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无力站起来，前途暗淡。于是，严文井毅然奔向延安。他坦言自己当时的心境：“22岁以前，我是生活在一个小池塘里的一条鱼，或者甚至只是一只小虾。那个时候，乌云已经布满了中国上空，大风暴横扫全世界，而我却静静呆在一片死水里，虽然也有些不安……以虚幻为充实。只是后来那种即将成为异国人奴隶的压力压到我头顶上来的时候，我才被迫做出改变。我跳出了小圈子，去了延安。”
    延安的宝塔山，延安的延河水，延安的人们，一切一切都使青年严文井感觉新鲜，感觉亲切。他感慨：“这的确是另外一个世界”。很快，严文井融入了这个来自不同省份、讲着不同方言的革命大家庭，接受革命的洗礼，在这里锻炼成长。此时，他深有体会地说：“我第一次从过去迷茫的雾中获得了方向感。”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记述说：延安，“从清晨到黄昏，青年们的歌声响彻了山谷与河川”。延安充满了朝气和活力，从而大大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1941年，他的第一部童话集《南南和胡子伯伯》问世于延安。
    从那时开始，他写作童话的热情高涨，陆续为孩子们写出了脍炙人口的童话作品《大雁和鸭子》、《皇帝说的话》、《希望和奴隶们》、《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唐小西在下次开船港》以及《小溪流的歌》等等。
    严文井的童话创作开端于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为什么选择了童话的样式？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他表露过自己当时的心情：“那是因为，我相信将来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许多想也想不到的奇异的事情将会发生。于是我想到了童话。并且用这个形式记下了我的一些朦胧而幼稚的幻想和爱憎。”所以，熟悉他创作的人们一定还会记得，在他的童话和寓言里出现的那些小松鼠、小面人、小老鼠、小溪流、石头、向日葵、蜜蜂和浮云以及孩子们南南、丁丁、唐小西等等，都是诚实、善良、勤劳、勇敢的象征。
    严文井的童话充满诗意，换句话说是诗意的童话。它既有深刻的寓意和思想，又是极具感染力的艺术精品，启人心迪，耐人寻味。因而他的作品孩子们喜欢，大人也喜欢，可谓老少咸宜。他的许多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日文、捷克文、朝鲜文、越南文等，同样受到外国读者的喜爱。应该说，严文井是从延安走出来的新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者之一。
    我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那段岁月里，新中国的儿童文学形成了一支可观而强有力的创作队伍。那时冰心、张天翼、严文井、陈伯吹、金近等一批有影响的儿童文学家常常聚会在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中国作协的会议室，商议如何促进儿童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并且不断呼吁作家们拿起笔来为儿童写作。这中间，严文井特别强调提出：只要我们心中有孩子，眼里有孩子，就会有未来。因此，他除了自己勤奋为孩子写作外，还在他先后担任的《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总编的位置上注意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文学新人。作为总编，他审稿时总是看作品不看人。常常是看到一篇好稿子，然后再去打听作者，而不是以作者有名无名来取舍。在忙碌的工作中，他还给许多青年作家亲切指导和热情帮助。这其中，有些已是今日文坛活跃的实力派作家。
    充满童心和爱心
    严文井日常生活宁静、淡泊、朴素。他是一个极具爱心和充满童心的人。他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是体育和动物世界。他说他从小就喜欢动物。由于喜爱动物，多年来他也喜欢阅读描写动物的书，无论是文学性的或科学性的。因而中央电视台的《动物世界》他几乎每集都看。有时看到荧屏上某类动物狡猾可爱的行为时，他会畅怀大笑。他说过：如果没有鸟啼蛙鸣，即使有最美妙的音乐，这个世界也会寂寞单调。直到老年，他还说：“不知怎么闹的，一转眼我就变成一个老年人了。然而我对某些动物的喜爱和对所有动物的好奇心并未衰减，只要有机会，我还要和猫、狗、鸡逗着玩儿。”足见他童心未泯。
    对于动物，他说“和我最亲近的是猫”。他的家一直养着猫，黑猫、花猫、白猫、大猫、小猫样样都养过，这其中有着不少动人故事。我之所以说“没有讲完的童话”，其中就包括他计划要写一部关于猫的长篇。那一定会是很生动、很精彩!可惜我们不可能看到了。
    说到爱心，那事例不胜枚举。这里，我只想说一说“文革”中严文井如何保护和爱护我们一批被打成“反革命”的年轻人。在那个疾风暴雨的荒唐岁月中，先是像严文井、郭小川、李季这样的老作家、老干部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倒。接下来，又是一批中青年干部被隔离审查。当时，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我和阎纲、吴泰昌、杨匡满、汪莹等一批年轻人突然也被揪出，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真是天大的冤枉!就在我们被隔离审查的情况下，严文井、李季、郭小川几位老干部宣布“解放”，他们担任了连队(各单位都编为连建制)的连长和指导员。当时，我们干校文化系统的下放干部五六千人呢。其中哪位干部一旦宣布“解放”，便有资格回北京探亲。被隔离审查的人，不但没有探亲的资格，连通信自由也被剥夺。所以我们这些人已有很久没给家里写信了，家里人肯定疑惑和不安。这时，严文井得到批准回京探亲。但令人意外的是，他在北京探亲期间竟去了我的家里，安慰我爱人刘琳说：“我们干校很忙，所以周明好久没有顾上写信回来，托我来看看家里。”刘琳疑惑地问他“周明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严文井说：“他没有事，周明是个好人，你放心……”这些情况是很久后我“解放”了，回家探亲时才知道的。当时，严文井先生回连队后并没有告诉我。反而是在一天黑夜里，他和郭小川在吃完晚饭后，约我到连队食堂旁一个作为仓库的大棚子里谈话。我以为会像“专案组”一样又要逼迫我、训斥我。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谈话不是训斥，而是询问我是怎么被打成反革命的详细过程。我又感动又委屈地向他们哭诉了“专案组”逼供信的恶劣行为。他们安慰我说：“明白了，你要相信群众相信党!问题一定会解决，真相会大白。”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行为!他们也刚“解放”呀，闹不好，会被人家扣上“右倾”、“立场不稳”、“同情反革命”的大帽子。
    毛主席劝他吃红烧肉
    直到1992年4月，我的家乡陕西电视台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计划在北京采访参加过“讲话”座谈会的老同志，其中就有严文井先生。
    我同先生约好时间后，带着陕西台的朋友到了严家。那天文井先生精神很好，气色也不错。提起延安来，他兴致勃勃，谈锋甚健。他先向家乡人描述了我们在“五七”干校的往事，以及我上面叙写的那段感人故事。然后谈起延安座谈会讲话，他更是兴致很高。他说毛主席在发表“讲话”前，曾先后约了好多位作家、艺术家谈话和征询意见。找他的那次谈话是在枣园毛主席的窑洞里。两人谈得坦率而亲切，不知不觉间到饭点了，毛主席留他共进午餐。能和领袖在一起谈话和吃饭，他感到幸运，但毕竟有些拘束。主席见状，把在他一边的红烧肉缓缓推到严文井的面前，直说：“不要紧张，吃，吃。”这是严文井在延安艰苦岁月中难忘的一幕。尽管时光已逝去半个世纪，回忆难忘的往事，仍然令文井老人兴奋、激动。那一年，参加过延安“讲话”的老同志已屈指可数，如今，严文井的离去和几年前先后去世的何其芳、陈荒煤、王朝闻，这些当年曾在延安“鲁艺”任教的青年教师，也就所剩无几了。
    为了表达我深深的悼念之情，严文井先生辞世后，我去先生府上的灵堂，恭敬地向先生的遗像三鞠躬，请先生安息。我见先生遗像旁一对挽联上写着：风风雨雨稳站船头，坎坎坷坷走到彼岸。先生一生，正是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一生，更是灿烂辉煌的一生。他的离去，留给我们无穷的思念。（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