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酉八月，溽暑逼人，获知周绍良先生病危的消息，旋赴北京探望。走进人民医院7楼重症监护室，见绍良先生躺在床上，慈祥的脸庞上插着呼吸机和导管。我蹑脚走近床边，低下身，轻声在他耳边说：“周老，我来看您来了。”绍良先生微微睁开眼，疲惫地看了我一会儿，认出了是我，他无力说话，即用虚弱的右手紧紧攥住我的手，一会儿又昏睡过去。我的眼睛湿润了，我多想再跟周老说说话，听听他的真知灼见；多想让他鉴赏一下寻觅良久的徽墨，但一切都已晚了。在询问了周老家人的一些情况后，我茫然无绪地走出医院回到了酒店。

回沪两天后的一个深夜，电话铃骤响，周老女儿悲恸地告知周老走了。闻言良久伫立，我的思绪乱了，心碎了……

绍良先生是当代鸿儒，在红学、敦煌学、佛学、唐史、明清小说、文物鉴定、清墨研究诸领域，成就卓然，誉满学林。

绍良先生鉴藏徽墨逾半个世纪，著述等身，驰誉海内。我因雅好隃麋，在先生85高龄时，与他结为忘年交。我每年必有几次赴京觐谒，聆听教诲，蒙先生不弃谫陋，拨冗指点，令我获益匪浅。有一年中秋节，我将在民间收集到的清代婺源墨工制作的几锭墨带给他鉴赏。先生从床榻上艰难撑起病弱的身子，手扶轮椅，缓步推到书桌前坐下，拿起放大镜，前后左右仔细端详后对我说：“见于记载，未见实物，今天见到实物了，难得，难得。”即嘱我先将墨品正面、背面、侧面、顶面上的文字、图案、款识抄下给他，待回沪后再将照片寄他以供研究。

又一年冬天，我再赴京探望周先生，他见我来十分高兴，问我这次带来什么好墨，我说带了两锭康熙年间北京同仁堂生产的药墨。周先生当即说，应该给同仁堂药店看看，这很有文物史料价值，我说想一锭自己收藏，另一锭捐赠给同仁堂。周先生听后十分赞同，说收藏家要有回报社会的胸襟。临近中午，他执意留我用餐，并特意嘱人买来北京烤鸭款待我。临别，先生将他个人定版自用墨赠我珍藏。

今年“五一”期间，突接周先生寄我一函，拆信一看，见一张剪报图片旁蛇形般写着“此墨要注意”5个字，我一看顿时明悟了，先生婉指我文章图片有瑕疵，来函提醒我呢。捧着信，我的心被深深震撼了。这是先生给我的绝笔信和最好的礼物。

这次赴京看望周先生，遇见先生的女儿启瑜，在与她交谈中，我再次被先生的人格魅力深深打动。周先生是学问大家，但他淡泊名利，谦逊低调，北京有家著名出版社欲为周老出版文集，周先生执意要将文集改为丛稿，认为自己的文字不够文集档次，改为丛稿更为恰当。启瑜还告诉我，她父亲做学问有时到了焚膏继晷的地步，在先生80岁前，她很少见到他在深夜2点前休息，总是见他独坐在书房里翻书写东西。为支持祖国的文博事业，周先生常常化私为公，曾将自己精心珍藏的1000余锭明清古墨及珍贵图书捐献给国家，表现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博大胸襟和高风亮节。

周先生驾鹤归道，遥望京城，欲哭无泪。悲哉！痛哉！（新民晚报 王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