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考古学文化体系的建立主要是由黄河、长江中下游流域的考古学材料支撑。西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体系几乎没有。过去,中国考古学界经常有这样一种疑问,贵州从旧石器时代至秦汉时代之间是否存在人类活动?威宁中水遗址群的发掘,对此作出肯定的回答。

昨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召开新闻通报会,威宁中水遗址群目前已发掘出不同时代的聚落遗址及不同时代墓地。

根据考古学者初步推测,其年代大约在距今3500——2000年左右,即商周时期到西汉时期。

2004年10—12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四川大学考古系等单位联合对威宁县中水古文化遗存进行考古发掘,揭露面积近3000平方米,清理出祭坑、墓葬、灰坑、房址、沟等200余处,出土700余件陶器、石器、骨器、玉石器、青铜器等文化遗物。

据了解,本次威宁中水的考古发掘,揭示出数种古文化遗存,填补了贵州地区史前考古的许多空白。目前虽然没有发现这数种古文化遗存间直接存在着地层叠压关系,但根据陶器可以看出它们彼此之间既存在时间上的早晚关系,又存在着相互联系。这些不同时期文化类型遗存的揭露,可初步建立起贵州西部乃至云南东北部新石器时代末期至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展系列。

鸡公山遗址

发现祭祀用人的人骨遗骸,考古学者推测,有砍杀儿童用来祭祀的风俗

鸡公山遗址山顶海拔1939．5米,遗址分布在山顶处,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该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很薄,众多遗迹就在表土的草皮和耕土下,主要遗迹有祭祀坑、墓葬、灰坑、建筑等。

祭祀坑是该遗址数量最多的一类遗迹,分布在遗址大部分地区,大小悬殊,坑壁普遍涂抹一层青膏泥,多数有用火遗迹。坑内埋有数量不等的陶器,多数坑内填土夹杂有大量的炭屑、红烧土和石头等,少数坑内还有人骨遗骸。由于相当一部分是儿童遗骸,考古学者推测,古人类已有将儿童砍杀后用来祭祀的风俗。

据了解,在鸡公山遗址中发现如此众多的祭祀坑,在西南地区史前文化遗存中尚属首次。

建筑遗迹以残留的柱洞为主,根据柱洞分布的情况看,其建筑规模较小。

发现的部分墓葬墓坑上部、底部或墓旁都有一个小坑,土坑周壁抹有一层青膏泥,这应是一种特殊的埋葬习俗。随葬品多为陶器。并出土一件用细青铜丝做的小耳饰,一件有段铜锛,这是整个遗址目前发现的唯一青铜器。遗址出土石器主要有弧壁穿孔石刀、小石锛和有肩石器。还出土大量完整和可复原陶器。从陶器反映的情况看,这组器物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地域性考古学文化。初步推测其年代约相当于中原的商周时期,在当地文化发展阶段上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器时代初期。

据介绍,鸡公山遗址的发现,不仅填补了贵州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早期考古和聚落考古的空白,还为研究分布在贵州西北部与云南东北部地区的一种新考古学文化提供了典型器物组合,为探讨贵州地区和完善西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提供了重要资料。

吴家大坪遗址

发现3100年前的碳化水稻

该遗址与鸡公山遗址的出土物相同,时代也大体一致,该遗址出土的碳化水稻碳14测年距今3100年。

鸡公山遗址和吴家大坪遗址都出土了大量的碳化水稻。如此众多的水稻集中出土,不仅对探讨当时的农业种植、经济形态,还将为探讨贵州高原的水稻起源与传播以及坑的作用及性质提供全新的资料。

红营盘墓地

发现的陶器极为独特,贵州此前未见过

此次清理的26座墓葬,规模偏小,面积不超过2．5平方米。部分墓葬有葬具板灰痕迹,为长方形板式葬具。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大部墓葬都有随葬品,出土有陶、石、玉、铜和骨器等,共计56件,其中兵器有柳叶形青铜剑、骨箭镞、青铜箭镞等,其中青铜剑明显受到巴蜀文化的影响。工具有铜刀、穿孔磨石等;装饰品有铜镯、铜指环、石璜、玉等;陶器组合有带流鼓腹罐、圈足鼓腹罐、单耳折沿罐、圈足碗(钵)、杯等,器表多为素面,另有少量乳钉装饰。陶器器形独特,为贵州此前所未见。

陶器均为手制,火候较低。与鸡公山遗址发现的陶器相比,陶器质量下降,推测,可能由于出现金属物品如青铜剑等,烧制陶器的技艺下降。另一种可能是专门烧制用来随葬的陶器,与生活中使用的陶器不一样。

陶器一般放置在头顶,少数放置在胸部;铜剑和磨石一起放置在胸腹之间;装饰品均为随身佩戴之物。

该墓地的时代大约在战国时期或更早。

银子坛墓地

发现儿童墓葬,表明夭折的儿童也可以葬入公共墓地

银子坛遗址位于红营盘墓地的西边,2处墓地相距约400米。分布在与红营盘墓地同一山梁的北坡上,地势稍低。该处墓葬分布密集,墓坑开口位于第4—6层下。已清理墓葬82座,出土陶、铜、铁、玉、骨、漆等质地的器物250件以上。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复杂的叠压打破现象,墓葬形制有从狭长形向长方形再向近方形发展的趋势。有明显板灰葬具痕迹的墓葬占相当比例。

目前发掘的早期墓葬均为单人一次葬,后期则出现多人一次葬和二次葬的合葬现象。葬式多为仰身,上肢和下肢摆放情况富于变化,后期的多人合葬,一墓内所葬个体在2—5人之间,并出现将颅骨置放在肢骨之上的捡骨二次葬现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所清理的墓葬中有部分墓穴短小、入葬者的骨骼纤细,较明显是儿童墓葬,表明夭折的儿童也可以葬入公共墓地。有个别的儿童墓葬还有厚葬的现象。

葬具痕迹的发现,是此次发掘较为重要的收获之一。在相当部分墓葬的底部和墓壁发现葬具板灰痕,从板灰痕看应是由侧板、挡板、底板和盖板合成的长方体板式葬具。部分葬具平面的板灰痕迹略呈“井”字形,但四角又似乎有角状装饰。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主要组合有单耳盘口罐、盘口深腹罐、喇叭口杯、折腹杯、喇叭口钵、浅盘豆等。主要放置在头顶,少数放置在脚侧,随葬陶器较多者则放置在头顶及身体两侧。部分陶器的肩部或口沿有刻划符号。

此外有铜(银)镯、铜钗、指环、铜带钩、骨、玛瑙管和玉珠等随身佩戴的装饰品。少数墓葬随葬铜矛、铜剑等青铜兵器。这些青铜兵器应属于滇文化风格。银子坛晚期墓葬中出现了棺椁式葬具,随葬品中也出现了五铢、盖弓帽、铁器等,这些应是受汉文化影响的结果。根据对这些汉式器物的观察,其晚期墓葬的时代约为西汉中晚期,而早期墓葬的时代也可能要早到战国晚期。

红营盘和银子坛两墓地紧邻,但器物、葬俗和葬制等却有很大差异,这为探讨当时该地的居民集团提供了重要资料。从两墓地青铜兵器的情况看,该地文化曾分别受到过巴蜀文化和滇文化的影响,这又为贵州西北部在不同时期与巴、蜀、滇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

作者：韩婧 曾明 唐乒 傅建平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商报　2005年02月0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