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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孜镇隋唐大运河遗址和洛阳含嘉仓遗址对于中国大运河来说，是最重要的发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庆柱如是说。这么高的评价极大地调动了考察团成员的兴致，况且听说那里还出土了唐宋时期的沉船、大量的古瓷、宋代的码头，发现的当年就被评为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柳孜镇，俨然一个运河大宝藏。
12月16日，全国政协“大运河保护和申遗”考察团来到了这个位于安徽省淮北市西南约30公里处的小镇。一眼望去，这个之前被蒙上神秘面纱的镇子与周边并无异样。
再看遗址里面，一个由很多大块青石长块堆积而成的石台；一个约四米宽、五六米深的土坑；旁边摆放着一些完好的瓷器和碎瓷片。面前的破败景象让我这样暗怀探宝憧憬的外行多少有点失望。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阚绪杭研究员，曾在当年主持柳孜镇考古挖掘工作。他介绍，1999年初，安徽省改造303省道，线路穿过柳孜。在裁弯取直施工中发现大量陶瓷等文物及其他文化遗迹现象等。5月初，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安徽省考古研究所与淮北市共同组成考古发掘队，对柳孜路段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从5月4日进点至11月17日撤点，历时近200天，累计发掘面积900余平方米。这次的发掘，考古界收获了极大的惊喜。
――我们所看到的石台，是一座宋代石构建筑。经一些古建专家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器物初步认定，这个石构建筑是一座建在北宋时期的货运码头，这是我国隋唐大运河建筑遗址的首次发现。仔细地看，还会发现有几块大青石上还刻有车马图案。
目前对于这座石构建筑是否码头，考古界还有一些争议，但不论如何都可以确认的是，隋炀帝在大业元年（605年）首开的大运河中的通济渠就是流经柳孜的这一段，它在隋唐宋鼎盛期，发挥了巨大作用。
――距离石台不远处，还发现出土了8艘唐代沉船。虽有残损，但仍可看出船形同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的大客船、大货船、小渡船或小渔船等船形有颇多相同之处。
――我们所看到的土坑，就是当时的运河故道；
――我们所看到的瓷器，几乎涵盖了唐宋时期全国著名的寿州窑、古州窑、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定窑、建窑、越窑、肖窑、长沙窑、均窑等十几个窑口。仅釉色就有黄、青、白、黑、白底黑花、酱色等8种以上。也有少数印花、划花、刻花、三彩、窑变、点彩和堆贴等装饰。其数量之多、窑口之众、品种之丰富，十分罕见。
据人民日报当时的报道：这里的运河遗迹被披露之后，震动了海内外考古界和学术界。柳孜的村民们对此并不觉得奇怪：“这条河就是隋炀帝开的”、“我们早就知道下面有东西，祖上都是这么说的。”有的还说：“当年新四军在这里挖战壕打日本鬼子，就挖到过几尺高的石阶。”
还有更多的传说与隋炀帝有关。“裸男裸女拉纤”、“为什么要在河两岸栽柳”等等，显然是这里一辈辈村民口口相传、演绎而成的故事。
民间传说与一些史料基本相符。据清光绪《宿州志》载，明代之前柳孜是个大镇。大诗人白居易游运河，留有“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柳”等名句。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这里仍存刻有“柳江口码头”的石碑。20世纪50年代时，运河堤坝还保存完好，而一提“隋堤”或“隋堤沟”，当地老百姓都知道是这条大运河，即史书上说的“通济渠”。
年柳变池台，隋堤曲直回。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高高的堤坝和河道的残痕也早已被压平甚至埋在地下。
国家文物局文保司副司长柴晓明告诉记者，目前就需要多发现一些类似含嘉仓遗址、柳孜镇遗址这样的点，把这些点串起一条线，勾勒出大运河的河道走向图。他认为，仅从技术层面来说，大运河河道的勘查工作并不难，最难的是在经济建设大潮中，要让各地政府认识到文物保护的价值、引起他们的重视。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大运河的传统运输功能已经改变，河道、沿河风貌和人民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前又面临着城市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严重挑战。由中国大运河衍生的官仓、会馆、驿站等古建筑，有的被岁月抹去迹象，有的在城市现代化、农村城镇化中被“改头换面”，甚至毁坏殆尽。部分古运河河道以及与运河相关联的古代水工建筑，如船闸、堤岸、桥梁、码头等，均遭到不同程度的“建设性破坏”，造成无法挽回的历史遗憾，亟需抢救性保护。附着在运河两岸及河上的民俗风情、民间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都散落在民间，逐渐消失匿迹，也亟待抢救与整理。
正如此次考察团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所强调的：“如果再不加强保护，大运河的历史文化遗存、风光景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就会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真实性和完整性就会不复存在，这将是中华民族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离开柳孜镇，回头望去，当年的隋堤柳似乎还在风中婆娑起舞，喧嚣的码头似乎还在熙来攘往，挥汗如雨的纤夫们口中的号子也似乎越来越响，希望这些刻在残破沉船上、刻在传世古瓷上、刻在青石码头上、刻在老百姓口口相传故事里的记忆永远不会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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