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当代人的记忆里，京杭大运河之壮观、之博大、之悠远而深长，都是与中华文明的另一大象征－－长城联系在一起的。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长城从山海关由东向西南延伸，写下“阳刚雄健的一撇”；大运河则从北京由北向中国东南沿海缓缓流淌，写下“阴柔深沉的一捺”；两大人工奇迹组成了中国汉字中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然而，当长城在１９８７年被列入首批中国“世界遗产名录”时，大运河却仿佛被遗忘了。时光如梭，２０年过去了，在世界遗产不断拉长的名录中，人们依然没有看到京杭大运河的身影。
江苏、山东等地已对大运河沿岸文物古迹和沿线文物埋藏区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与勘探，对其中一些已着手制定和实施保护方案，部分地段也正配合南水北调工程进行必要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 作者：冯磊
运河申遗：一场迟到２０年的约会
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大运河保护与申遗”集体采访活动中，首次向在座的中外记者宣布：“大运河已经列入重新设定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这意味着，在长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整整２０年后，京杭大运河终于拿到了跨入世界遗产“门槛”的入场证，但竞争还只是刚刚开始。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已经８０多岁高龄的罗哲文老先生既是中国“申遗”２０年余年的参与者，也是见证者。谈及大运河为何与中国首批“世界遗产”失之交臂，罗老心中也充满了遗憾。
据罗哲文介绍，２０多年前我国申报长城等第一批世界遗产时，专家们就提出了“大运河申遗”的建议。但当时普遍的观点认为“文物是固定的，运河是流动的”；而且大运河一些河段已经干涸、部分河段污染较重、一些河道已经改变，因此大运河不适合申报世界遗产。
当时的另一个顾虑是，大运河的主体是隋炀帝主持修建的，修建的初始目的也是供皇帝骄奢淫逸之用，大运河申遗会否产生意识上的负面影响。大运河申遗的事情也就因此耽搁下来……
大运河示意图
２０年过去了，大运河之变化可谓“有喜亦有忧”。
在江苏无锡，古运河河道和沿线古迹得到了妥善保护，许多游客面对枕河而眠、桨声惊梦的运河意境流连忘返，赞誉为“神奇的旅游”；运河保护的“无锡模式”也受到了专家学者们的高度评价，并发出了“万里长城精华在八达岭，千里运河韵味在无锡”的赞叹。
与此同时，由于多年来缺乏一个对运河沿线文物遗存范围的界定，各地运河文物遗存保护程度不一，一些重要的运河文化遗存甚至面临消失的困境。
三千里大运河纵贯南北，其河床的历史最高点位在山东济宁的南旺镇。明朝初年，为解决运河水源丰歉不均、船舶至此无法通过的问题，民间治水专家白英献策，建造了著名的南旺水利枢纽工程，从大汶河引水济运河。汶河水经南旺分水闸分流，三分往北流、七分往南流，因此留下了“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的传奇，并保证了这段运河“水脊”常年顺利通航。
然而，记者发现，由于黄河改道从山东利津入海后这一段运河不再通航，这一工程已就此废弃并被大众遗忘。当年发挥作用的分水枢纽工程已经难寻踪迹，剩下的禹王殿、观音阁等遗迹也已蛛网密织、破败不堪。水利专家认为，这一工程是三千里大运河科技含量最高的一项工程，堪与世界遗产都江堰齐名，如不及时加强保护，这一重要的遗迹可能面临消亡的危险。
保护之难：经济运河与文化运河之争
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２日，在北京运河南新仓遗址，全国政协“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团一行５０余人从这里出发，开始了新世纪以来对京杭大运河最大规模的一次全程考察。记者随团考察了京杭大运河沿线部分河段。一路行来，记者深刻感受到，运河保护与申遗之难，关键难在经济运河与文化运河的纷争与平衡。
河北省廊坊市是大运河出北京后流经的第一座城市，全长２１．６公里的大运河廊坊段承担着北京和廊坊两地洪水下泄和污水排放的双重功能。由于上世纪７０年代初海河整治时对这一段进行了裁弯取直，河水流速加大，导致运河两岸坍塌严重，其中曹店村坍塌长８００米、宽８０米，河岸距村民住房不足５０米。
运河天津段与廊坊段功能基本相似，由于上游和本地污水下泄，加上缺乏其他补充水源，天津和廊坊河段运河自净能力较弱，部分河段常年为五类甚至劣五类水质。在黄河以北的大运河许多河段，污染、坍塌甚至干涸的状况较为普遍，人们在这些河段已经很难感受到运河文明的伟大。
考察中，专家们感到：干涸、污染以及部分文物遗存濒临消亡，是大运河保护面临的三大难题。而如何有效协调其中蕴藏着的经济利益与文明价值之间的矛盾，是解决这三大难题的关键。以解决污染问题为例，“逐水而居”的化工产业是造成部分运河河段污染严重的“罪魁祸首”：给运河保护划定多大的沿线核心区、缓冲区，将意味着不仅新的化工企业不能落户这一化工产业偏爱的“肥沃土壤”，已有的化工企业也面临提高污水处理成本甚至撤并关停的命运；短期来看，地方经济发展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同样的道理，对于运河文化遗存不同保护等级的划分，可能意味着在保护这些遗存的经费投入上，国家或者地方将成为主要的支付者。因此，一些重要的文化遗存在地方政府“等、靠、要”的游移观望中，逐渐走向消亡。
作为比巴拿马运河早２２４５年，比苏伊士运河早２３６４年，比“运河之王”土库曼运河早２４４３年的运河，京杭大运河的文化深层价值是难以用简单的经济标准来衡量的。即便如此，经济利益与文明价值并非不能两全，一些先行起来保护运河的地方已经从中受益，经济运河与文化运河在这里交融绵延，和谐相处。
在山东聊城，启动于１９９９年的大运河聊城段整治工程，使运河沿线不少历代漕运遗迹露出真容；在已经修复的２０多公里运河河道上，共发掘出了船闸、古桥、码头等古代遗迹近３０处，并基本上按照“修旧如旧”原则进行了修复。荡舟聊城运河，河水清清，杨柳依依，沿线古桥、古塔、古寺到处可见，石雕、石刻、庙宇遥相呼应，好不惬意；目前，以古运河为代表的旅游产业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支柱产业。
精明的北京通州人更是把运河保护和人文奥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一枝塔影认通州”，燃灯塔是通州的标志，也是当年运河千里漕运最北端的终极标志。近年来，通州斥千万巨资，向全球公开招标进行运河城市段的规划，目前已初见成果。根据总体规划，围绕运河整治、疏浚、恢复古道等总投资将超过１００亿元。据了解，通州运河文化景观带已被列入北京２００８年人文奥运六景区之一。届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有望在欣赏北京奥运的同时，徜徉活力再现的通州运河，在休憩之余感悟古老的运河文明。
申遗之机：国家抉择与民众行为
同样是在２００６年的初夏，５月２４日，全国政协“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团成员齐聚运河南端的名城杭州，一致通过《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杭州宣言》，明确了“大运河与长城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征”的重要地位，并呼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出发，全面启动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
运河申遗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那么，运河离申遗到底有多远呢？
根据《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应当满足以下六项价值标准之一：一是人类创造的智慧的杰作；二是一段时间内或文化期内在建筑或技术、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中一项人类价值的重要转变；三是反映一项独有或至少特别的现存或已消失的文化传统或文明；四是描绘出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时期的建筑物、建筑风格、科技组合或景观的范例；五是代表了一种或多种文化，特别是在其面临不可逆转的变迁的传统人类居住或使用土地的突出范例；六是直接或明显地与具有突出普遍重要意义的事件、生活传统、信仰、文学艺术作品相关。
罗哲文说，大运河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被誉为“古代文化长廊”“古代科技库”“名胜博物馆”“民俗陈列室”，是中国悠久历史文明的最好见证，不仅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作用也为世界所公认。因此，从价值标准的角度评价，京杭大运河完全符合申请世界遗产的条件。
此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最新一版《行动指南》中，遗存运河和文化线路作为新的世界遗产种类已经赫然在列，而且国外已经有运河成功申报世界遗产的先例；加之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主要借助大运河河道调水）通水在即，京杭大运河正在迎来新世纪以来最好的保护与申遗良机。而把大运河申报为世界遗产，其主要目的仍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大运河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讲，运河申遗并非终极目的，而是运河保护向更高阶段跨越的里程碑似的标志。
大运河浩浩荡荡，从北京城一路向东南穿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最后联通钱塘江，千百年来氤氲着“中华富庶与文明”的气息，哺育着东部中国一半以上的英雄儿女。也正是因为大运河工程之浩大，流域之广阔，古迹之丰富，从而使运河遗产保护与以往任何一项世界遗产相比，其难度几乎有过之而无不及。
山东省原政协副主席李殿魁是一位记者非常尊重的水利专家。他曾数次上书建议国家借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进一步疏浚济宁以北大运河河段，改原来设计的单纯调水为“通航与调水”双重功能，同时还可以更好地滋润北方干涸的大运河河段。老先生的论证是否科学记者无法判断，事实上，类似莱茵河一样的欧洲河流也一直担负着重要的航运功能。记者所担心的是，我们的民众素质能否保证，在运河不断延伸的航道上，还运河一个像莱茵河一样清洁舒爽的身躯；如是，则运河保护“干涸与污染之难”均解，文物保护亦可期也。
唯其如此，运河保护与申遗不仅仅是国家与专家的抉择与行动，更应该成为大家一致的抉择与行动；切莫让这些专家学者的奔走呼吁成为孤独的行动与声音。毕竟，中国只有一条京杭大运河，世界也只有一条京杭大运河。
新华网 邓卫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