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为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单独召开集体采访活动。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表示，文化遗产家底不清、缺乏保护方案是当前大运河保护和“申遗”面临的重要问题。浙江对大运河摸底调查正是意图破解这一困境。

　　最大规模文化遗产摸底

　　“大运河”称谓最早出现于去年12月25日，国家文物局重设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将涵盖中国2500多年来开凿和修缮的隋唐大运河与京杭大运河合称“大运河”。“这次调查主要对象是大运河浙江段，是迄今为止浙江对大运河实施的最大规模文化遗产摸底。”浙江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杨新平介绍，调查内容包括古运河河道、与运河相关的古代水上建筑（船闸、桥梁、码头等），依附运河而生的民间风情、民间艺术等文化遗产，及它们的保存情况、此前保护情况、目前管理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等。在此基础上，该省文物局将把相关文化遗产公布为保护单位和历史村镇，明确河道周围的保护范围，并针对浙江文化的地域特点，结合运河多元性、真实性，开展大运河浙江段整体保护规划编制等一系列工作。

　　申遗主体模糊存变数

　　“虽然《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将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捆绑合称大运河‘申遗’，但这并不代表申遗主体已成定论，在最终申报之前都有变数。”杨新平告诉早报记者，很多专家认为，能称为“古代文化长廊”、“古代科技库”、“名胜博物馆”和“民俗陈列室”的只有京杭大运河，它真正将“苏湖熟天下足”的江南经济中心与北方政治中心连为一体，影响也最为深远。而作为隋唐大运河，其在历史上的影响力与京杭大运河相差甚远，捆绑申遗反而不合适，甚至会有负面影响。“主体不明给运河保护和‘申遗’出了难题。”杨新平认为，如果京杭大运河单独“申遗”，将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省市，这些省市在此前已有过《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杭州宣言》。而按“大运河”捆绑申遗，还应在此基础上加入河南、安徽两省，调查、保护、协调等工作量将增加不少。

　　调查工作难度增加

　　杨新平表示，“申遗”主体界定不清，将直接导致浙江此次调查也面临主体难以确定的尴尬。如果明确是京杭大运河“申遗”，只需要对其流经的杭州、嘉兴两市进行调查。如果是广义上的大运河“申遗”，还需要对绍兴境内的古运河摸底，情况更为复杂。

　　作者：早报记者葛熔金

(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