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7年9月10日于安阳开幕的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开幕式上，并排坐着两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他们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的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和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胡厚宣教授。他们从1947年起，就一直是学术界的老搭档了。两位学界泰斗高兴地看到，120多位中外学者济济一堂，甲骨学已从当年的"绝学"发展成为一门为世界所关注的显学，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著名学者吴浩坤先生曾经著文说，自甲骨文发现以来，研究的学者已有500人之多，出版专著、论文也有3000多种。胡厚宣先生从事甲骨文的研究和教学半个世纪以上，成绩卓著，桃李满天下，撰有论著130多种。诚为一代宗师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崇与敬仰。吴浩坤评价胡厚宣先生说："甲骨文是国之瑰宝，胡厚宣先生在甲骨学商史研究方面作出了特殊贡献，因而被誉为研究国宝之'国宝'，当今'甲骨学研究之第一人'！"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全国人民一片欢腾。胡厚宣先生心里，最挂念的还是甲骨文的搜求与研究。前些年，胡厚宣先生虽然到了齐鲁大学，但因为明义士当年所藏的甲骨还在济南，所以仍然音讯全无。
离开成都，胡先生先到了北京。那时候战争刚刚结束，济南不通火车，也不通飞机。整个抗战期间，由于殷墟发掘的中断，私人盗掘一哄而起，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更是抓住这一机会，大肆收罗，偷运回国。作为一位年轻有为的中国甲骨学者，胡厚宣怎么能心安呢？
在北京，胡厚宣先生不顾劳顿，连日奔波在琉璃厂、前门、东四，以及西单、文庙一带的古书古玩铺和旧货摊儿上，凡是见到甲骨，他就尽收无遗。买不到手的，他就摹写或捶拓下来。40多天里，他竟然得到甲骨2000片、拓本6000张、摹写2000幅！
在北京莱薰阁书店，他得知一位李先生收藏有1000片甲骨，胡厚宣先生就上门拜访，终于买到了其中的448片甲骨。这其中有300来片较大的，甚至还有3片完整的龟甲。
在庆云堂碑帖铺，胡先生仔细鉴定，发现这里的藏品有一半多是假的，而且要价特别的高。不过，胡厚宣先生看中了其中的一片人头刻辞和一片牛肋骨刻辞。还有半块骨版，上面记载着"四方风名"，与他所写的《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有关。思考再三，他不忍撒手。几经商量，胡厚宣先生得到其中的500片。回到成都，一经对照，那半块记着"四方风名"的大龟版，和殷墟第13次发掘时所得的半块正相结合，胡厚宣先生是多么的兴奋呀！
在通古斋、振宇阁、陶古斋、闻古斋、博闻斋、宝古斋、雅文斋、鼎古斋、鉴古斋，胡厚宣先生都有大批的新收获。后来也成为甲骨学大家的于省吾先生得知胡厚宣先生搜求甲骨的目的以后，竟把自己的藏品让胡厚宣借回寓所。他一片片地摹写下来，从中得到重要的研究成果。他发现，一块牛骨上记载着商代一次征战的情况，在这片刻有一百七八十个字的甲骨上，胡厚宣读出了当年的盛况：战场上，疲惫的战士、毁坏的车马、丢失的盾牌、羁押的俘虏……这是殷墟甲骨文中记载最长的一条，所述的正是那时一场重要的战争，真是难得的文献哪！
1940年，安阳小屯曾经出土一大坑甲骨，后来被上海禹贡古玩行叶叔重购去。据说这批甲骨片大而且字多，胡厚宣先生一直想亲眼看一看。他返回成都的第二年，又赶到上海，终于在昭通路上找到了叶叔重。当时已经是傍晚了，叶叔重带上一箱古物正准备出门，他要去南京参加一个文物展览。胡厚宣先生及时赶到，说明了来意，劝他不要让这些珍贵的甲骨再流失下去。叶叔重为胡厚宣先生的诚心所感动，放下了手中的皮箱。箱子打开了，这正是胡先生在北京打听到的那批甲骨，他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东西没有转手，胡厚宣先生执意劝他留下来。叶叔重毕竟是个文物商，他不能让东西"窝"在自己手里，那还有什么钱好挣呢？胡厚宣先生一直与他谈到深夜，最后，他掏完了自己所带的全部款项，把这批东西留下了，总数大约有六七百片。
胡厚宣先生知道战争期间安阳私人盗掘非常严重，梦寐以求想到安阳去一趟，无奈那时交通尚未恢复，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1946年秋，已担任齐鲁大学中国历史社会系主任的胡厚宣先生终于来到了济南齐鲁大学。一进"齐鲁"，他就打听明义士所藏甲骨的下落。听说一位外籍院长知道情况，他立马要去查个究竟。这个老外说，等我与明义士通一封信，有了回音再看也不迟。谁能料到，仅仅安宁了几个星期，济南城外炮声又起……
1947年，胡厚宣先生终于第一次见到了已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系主任的周谷城先生。那时候，周谷城先生早已名震华夏，又年长胡厚宣十多岁，然而，他们之间竟然谈得无拘无束，那样的默契。以致把在场的周谷城的另外两位老朋友都给冷落了。
周谷城确实看中了胡厚宣的才华，三言两语，就决定要留下他。于是，胡厚宣先生由此开始了他在复旦大学长达十年的教学科研生涯，担任了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
光阴荏苒，一晃十年过去了。胡厚宣先生先后写出了8本书。他们是：《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殷墟发掘》《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和《甲骨续存》。
共和国刚刚成立之时，饱受战乱之苦的胡厚宣先生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新的时代。在旧社会，像他这样爱国的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很难施展开来自己的才华。面对新中国的诞生，胡厚宣先生伸开双臂高呼："旧的时代死去了，新的中国诞生了。五十年来的甲骨学，给它一个小小的结束吧！从今以后，在这个新时代中，我们应该站在新的立场，应用新的观点方法，对甲骨文字另做一番新的研究。我们应该发奋努力，毅然地担负起这一桩伟大时代的伟大任务来！"从这段话语中，我们不难发现，正值极富创造力的青年时期的胡厚宣对自己所从事的甲骨学研究的无限神往。他相信自己能够为祖国的文化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胡厚宣在《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一书的序言中说："现在要问……甲骨学上的问题是不是就完全解决了呢？我们的回答是，绝对没有。真正科学的甲骨学研究，至多是刚刚开始，也许还尚待起头。"这是多么宏大的气魄！他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了50年来中国甲骨学发展的状况，高屋建瓴地把已经过去的50年的甲骨学研究分为五个时期。他说："五十年来的甲骨学，虽然是近代学术史上最发达的一种学问，虽然甲骨材料有十六七万片，作家近三百人，论著近九百种，但我们所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少了。"
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基础，胡厚宣先生看到了甲骨学的前途。他称商代是中国信史的开端，表示要"配合起大时代的需要，缮兵秣马，大展其才了！"
以前，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大多偏于对文字的考释，很少有人涉及对商代历史的研究。研究历史的学者又大都偏于在故纸堆里找根据。中国的确是一个典籍浩繁的大国。正因为如此，浩繁的典籍之中，不少记载相左甚至相互矛盾。每每陷入这一怪圈，一些学人往往数载不能自拔。而胡厚宣先生则不同。他旁征博引，运用考古所得的最新的材料，去验证史书记载，进而深入地去研究商代的社会历史，因而在学术界独树一帜，获得巨大成功。
1956年8月的一天，复旦大学副校长杨西光办公桌上的电话机响起了急促的铃声，他立即拿起话筒，打来电话的竟是国家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原来，早在两年以前，就拟调胡厚宣到京担纲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不过，让复旦给挡了驾。
1956年，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起草科学研究十二年远景规划。胡厚宣先生应邀参加了规划的起草。那时，他提出了出版一部《甲骨文合集》的意见，意见不仅被采纳，还列入了历史科学资料整理重点项目之一。这次杨部长打电话来，可是拿着尚方宝剑的。原来，为调胡厚宣先生之事，周恩来总理还亲笔写了条子。杨秀峰部长在电话里对复旦的副校长杨西光说："你不要还价，连我都不能说话，这是周总理亲自决定的！"就这样，1956年秋，胡厚宣先生带着他的装了半车皮的书籍，离开了相伴十年的上海复旦大学，走进了北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
胡厚宣先生既参加过殷墟发掘，又长期从事甲骨文的收集与研究，自然是主持编辑《甲骨文合集》的最佳人选了。得此消息，中外甲骨学界无不感到欣慰，大家翘首以盼，希望早日看到这部甲骨文字的集大成者。
（刘志伟）
来源：中国安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