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公园内鲁迅铜像
 

鲁迅纪念馆内的塑像――鲁迅与青年木刻家在一起

鲁迅纪念馆内专心致志的观众

 
　　１０月１６日。

　　还有多少人记得这样一个日子？

　　７０年前这一天，一位瘦削矮小的老人在上海家中去世，身上被覆上了三个简洁有力的大字：民族魂！他的葬礼，胡风、巴金等年轻作家扶棺，宋庆龄、沈钧儒等众多名人徒步送行，成千上万百姓自发参加……

　　７０年后，上海的秋日艳阳之下，街市繁华，人流匆促，市声喧嚣。这座城市，汹汹人流的心里，还有多少他的痕迹？多少人浓墨重彩地描绘着“老上海”的无边风月，而忘了这曾是他的城市？

　　做一次纪念之游吧。为鲁迅先生。

　　这是他逝世７０周年的日子。这是他生活了９年又１６天、度过一生最艰苦也最光辉日子的城市。有他的留痕无数。何妨做一次游览，追随他的足迹，便能感受一颗伟大灵魂的呼吸。这样的纪念，不是为他，只为我们自己。

　　从横浜路景云里到山阴路大陆新村

　　从上海闸北与虹口二区交界的横浜路景云里出发。一条貌不惊人的普通弄堂，石库门建筑，弄堂口“景云里”３字仍清晰可见，里面不仅有鲁迅在上海的第一个寓所，还有茅盾、冯雪峰、柔石等众多文化名人的住处，闻名中外的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也近在咫尺。那是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３０年，鲁迅初来上海的艰难岁月，终日伏案写作，编辑那些因为查禁“往往有始而无终”的文化刊物，帮助柔石、殷夫等青年作家，到上海各高校讲演讲课，参加“左联”……

　　从横浜路向北，鲁迅在１９３０年搬入了四川北路上的拉摩斯公寓，此后，虹口区的这一带一直是他的活动中心。在这步行可及的范围里，他曾一次次更换住所，原因只有一个：躲避通缉追捕等危险。不过，真正的居住地只有３处，最后一个，是在山阴路上的大陆新村９号――他居住３年半，最终病逝的地方。

　　至今还保留着老上海生活气息的山阴路，不宽，不长，一头，通向有“左联”纪念馆、公啡咖啡馆等遗迹的多伦路；一头，连着鲁迅公园――那里，有鲁迅的墓和纪念馆。

　　山阴路上，保留着不少模样矜持的英式花园洋房，还有青砖底上砌着红砖拱券和红色门窗的中西混合的早期建筑，太过华贵而不可能是鲁迅的居所。大陆新村明显要简朴得多，红砖红瓦，砖木红构。一排弄堂里，今天还是普通人家的住所，敞开的房门里有饭香，铸铁镂空的阳台上，有晒着的被子和花花草草，杂乱热闹的生活气息反衬着弄底的９号故居人去楼空的安静。那里，黑铁皮窄门内，浅浅的院里有鲁迅手植的桃树、紫荆、夹竹桃，二楼他卧室兼工作室糊着半透明彩色花纸的窗子半开。恍惚间，想象着会有一张清癯的熟悉的脸探出窗来，呵呵一笑，说：“进来吧？”

　　“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对于鲁迅，我们有太多僵化的片面的理解。在那样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他有太多犀利的文字、激烈的言行，横眉冷对，投笔如匕，连一头直立的发也成了永不妥协的象征。事实上，我们不能遗漏过《朝花夕拾》里的真挚童趣，不能忽略他对于艺术的兴趣和良好鉴赏力、于传统文化的扎实根底，不能忘记他对于青年的热情和希望，也不能不因《两地书》里的深情而感动――鲁迅纪念馆里，还有鲁迅在１９３４年写的一首“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让人想见两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他心里对爱人的感激、相知。

　　每天，不伏案工作的鲁迅，便是从这里出发，拐过街角，到内山完造的公寓和内山书店――据说，他来过５００次以上，购书上千册。如今，内山书店变成了银行营业点，却还保留着旧式大门，挂着内山先生与鲁迅的浮雕像和文物保护标牌。不少人都是在这里找到鲁迅，在小书店的“漫谈席”处留言或者简短交谈，然后一路走到多伦路上，在公啡咖啡馆或者ＡＢＣ茶店坐下讨论、开会。

　　“先生死了，民族之魂却是不会死的”

　　多伦路上，今天的“左联”纪念馆，当年的中华艺术大学之外，有太多惹人艳羡富贵的“某公馆”的牌牌，太多做假古董文物生意的摊点招牌。真正让人怦然心动的，却只有孤单地站在街头草树间的那些文化人塑像，叶圣陶、沈尹默……“领衔”的，正是瘦小的坐着的鲁迅。

　　纪念馆里，陈列有鲁迅在北京外出演讲时穿过的旧棉袍，能让人生动地估计，他的瘦小。旧照片里，他就是穿了这长衫站在学子中间的，瘦小，却高大得不容忽视。他的墓前有雕塑，一样的清癯矮小，看时却总有仰望之感――不必借助于高高的底座，便需仰望。

　　这才是一座城市、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脊梁。

　　如叶圣陶先生在他葬礼上所说：“先生死了，民族之魂却是不会死的。”

　　这也是不能忘却的纪念。在７０年之后，愿我们仍能与先生相遇。

　　本文图片由本报记者周寅杰摄

    《华东新闻》姜泓冰  2006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