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丹江口市必经的公路上，挂着一幅醒目的标语：让北京人喝上清甜的丹江水。为了这个其实并不属于丹江人的梦想，丹江人要为南水北调做出第二次牺牲。南水北调丹江库区淹没区域涉及的移民有十几万。

　　无论是从中受益的北京人还是那些即将迁离家园的丹江人，与三峡工程相比，人们对南水北调即将开工的中线和东线工程显得麻木而冷漠。但是，对许多从事了一辈子文物工作的老专家来说，这成了他们心头的剧痛。

　　“南水北调确实有许多好处，但是我却觉得它是在中华文化的胸前拉了一条致命的口子。”一位年逾花甲的文物专家在不久前的一次文物保护会议上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模仿刀子在自己羸弱的身体上划过，这个开肠破肚的动作给每个参加会议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是继三峡工程之后文明与水的又一次冲撞。所不同的是，南水北调工程跨越着中华文明最繁盛的区域。

　　文物专家把它经过的路线称做一部完整的“中华文明编年史”。

　　文物界对南水北调文物保护问题的集体呼吁逐渐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但与三峡工程相比，文物部门与南水北调工程之间的博弈显得有些孤独而落寞。媒体的一阵热炒并没使南水北调的文物保护得到社会各界一边倒式的热烈声援，人们只是静静地倾听着这一切。另一方面，由于南水北调的工程方迟迟没有确定，文物保护至今无人埋单，许多调查工作因此无从开展。摆在文物保护面前的问题显得十分严峻。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对这种看起来危机四伏的局势表示同情，“文物部门其实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弱势，他们申请的保护经费有几亿元，难道一砖一草都是文物吗。”

　　一位水利部门的工作人员私下说。在他看来，南水北调对文物部门来说其实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没有一个文物工作者愿意承认这一点。尽管只有在这种大工程中，文物部门才能为自己赢得如此庞大的科研经费和社会关注。但是，这种大规模的破坏对一个文物工作者来说，本应是痛心疾首的事情。南水北调的文物保护成了一个悖论：这无疑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但同时是一个不该赢得的机遇。

　　从三峡到南水北调，文物部门始终扮演着这样一个尴尬的角色。他们艰难地与工程部门计较着一城一地的得失，为每一处文物争取保护经费。他们赢来了难得的科研机会，却时刻经受着良心的拷问。“考古不是靠南水北调发财”，文物专家罗哲文这样说，“文化是子孙后代的东西。不是我们一代人的东西。”在这些老专家看来，南水北调对文物保护没有好结果，只有“不变得更坏的结果”。在这场博弈之中，永远没有胜利的一方。

　　面对这段厚重的历史，我们需要一种悲悯的情怀。我们面对的是一份不可再生的遗产而不仅仅是一份浸透着成绩的工作。文化的损失永远不是某个人或某个部门的，而是整个民族的。这种认识上的误差才是误解的根源。

　　（新京报  2004年0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