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曾与张艺谋的合作已成为曲艺界的一段佳话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没招过谁，没惹过谁，总想要点强……”这段铿锵嘹亮、京味浓郁的琴书，从作词到演唱都由关学曾老爷子一手操办。最近中唱公司推出的《北京琴书泰斗关学增》CD专辑中，首次收录了这段《有话好好说》，听众得以从头到尾听个完整。关老今年84岁，有关方面正在筹办关老从艺八十周年纪念活动。五一期间，记者前往关老家中采访，关老追忆往事，讲述了他和张艺谋合作的前前后后。

　　关学曾三写《有话好好说》

　　8年前，被讽为“不会拍城市题材”的张艺谋憋着股劲儿，与老搭档姜文合作拍了一部《有话好好说》。当时电影基本已经拍完，进入后期制作，张艺谋认为片子里音乐还不够，希望再加点唱，但唱什么好呢？他迟迟没有拿定主意。

　　影片的音乐负责人臧天朔是个曲艺迷，他向张艺谋提议加上北京琴书，但张艺谋对琴书不熟，有点拿不准。

　　很快臧天朔找到76岁高龄的关学曾，请他给写两句词唱一唱。关学曾说：“这个《有话好好说》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写呢？”臧天朔就把影片的整个资料拿过来请他看。

　　关学曾看了几遍，刚刚心里有数，臧天朔传话过来，说导演指定要写“买了个电脑……看打架”这事，规定两天内交稿。关学曾一天就给写好了，就是那段脍炙人口的“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张艺谋一看稿子，点头说：“行，就是它了！”

　　臧天朔就准备让关学曾录音。音还没录，导演传过话来，要求再写一段，关于“赔电脑……发现这人怎么好……挺义气……发现有刀……怕他犯错误……解除武装”的事。

　　写好了，没等录音，导演又让加一段，这次是写“年纪轻轻……找不到媳妇儿”的事。关学曾的感觉非常好，紧接着写出“……论模样，不数第一也数第二，谈了六个吹了三对儿……”那段。

　　张艺谋看了这三段词，马上请关学曾来录音。录音时张艺谋和臧天朔都站在隔音室外听，关学曾开口一唱，张艺谋就说：“可以，可以！”录音顺利通过，一次成功。

　　录完音后，关学曾就没跟剧组再联系过，后来还是从电影里听到自己的唱腔，有的是整段出现的，有的被截开，一句两句地插在电影中。

　　《有话好好说》上映后，三段琴书和情节配合得天衣无缝，效果出人意料。张艺谋高兴地说：“关老的琴书为我的电影添了不少彩儿。”后来，张艺谋还找过关学曾，请他就三段唱词的创作写一个感想，说要发表。

　　关学曾说，和张艺谋的合作，是琴书走向影视的一次尝试，这个开端很好，他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影视作品使用曲艺艺术，尽管他都80多岁了，再遇到这种事，他还愿意参加。

 　　张艺谋到底想表达什么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电影里三段琴书唱词，加起来不过寥寥两三百字，但研究这三段琴书的影评文章可海了去了。在这个问题上，台湾学者林文淇的观点流传甚广。

　　在《看电影的一百方法》中，林文淇写道：片中主要的声音是所谓的画内音(剧情中的
声音)，让观众自然融入剧情中都市生活的混杂。最好的例子就是赵小帅到刘德龙开的KTV店里去寻仇时……他追出办公室，踢开一间一间的包厢，还冲入健身房，各种流行音乐及韵律舞的音乐像是收音机或电视机不断换台产生的音乐大杂烩。在赵小帅被揍之后，终于获得安红的首肯跟他约会，当他身着西式黑衬衫、休闲裤随着扶梯逐渐出现在百货公司二楼时，英国摇滚名曲《往西走》适时出现，仿佛嘲弄赵小帅此时盲目西化赶潮流的举止。

　　在这样混杂的背景声音中，影片巧妙地安排了北京琴书来作为张秋生出现时的配乐，同样的配乐也出现在安红到传统市集里的旧书摊儿去找赵小帅的时候，知名艺人关学曾为这部影片特别编写的内容，说出了张秋生电脑被摔坏后的感受，但是对影片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几近失传的传统北京琴书，与影片里完全现代化的都市以及前述那些声音之间的格格不入，一如张秋生这位慢条斯理的老北京，抱着一部笔记本电脑在新北京里格格不入一样。

　　林文淇评论：赵小帅所不明白的，其实并非安红的心，而是安红所代表的整个新的都市与社会。《有话好好说》这部电影，并非是关乎个人性格或处世态度的道德故事，而是透过“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的张秋生，和貌似新人类的赵小帅两人，让观众看到影片的真正主角——北京。隐藏含义是现代化的都市与传统社会急剧断裂，要适应新的都市生活，只有如赵小帅给张秋生的信末所说的，需要“换换脑子”。

　　北京琴书只此一家

　　与张艺谋合作绝非偶然，为何一提北京琴书，臧天朔就想到关学曾？因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北京琴书与关学曾融为一体，不可分割。了解关学曾，是弄懂北京琴书的关键。

　　据《中国音乐词典》记载：北京琴书，其前身称“五音大鼓”，清代道光年间兴起于北京东南部及河北省安次县(今廊坊市)农村，因以三弦、扬琴、四胡、鼓板伴奏，再加上演员的唱腔，合为五音，故名。

　　关学曾回忆说，起初“五音大鼓”在乡下流行，特别是办喜事或逢年过节，爱唱的庄稼人就聚到一块儿自娱自乐，“现编词”就唱起来。有一年农村闹了灾，农民进城沿街乞讨，会唱的便卖唱，北京城到处都是唱五音大鼓的。后来电台也邀请一些有名的演员去说唱、做广告等。

　　当时翟青山的长篇大书《黄凤配》特受欢迎。有一回他上电台，弹三弦的和拉四胡的没去，只好用一架扬琴伴奏，没想到广播出去以后，听众反映特别好，于是他只留下扬琴，改名为“单琴大鼓”。

　　新中国成立后，关学曾参加赴朝慰问志愿军，又到全国宣传抗美援朝。这段经历让他大开眼界，见识了不少曲艺形式，尤其是琴书数不胜数，如山东琴书、徐州琴书、四川琴书、冀州琴书等，都有各地方色彩，可他的节目只有“琴书”俩字。于是关学曾就琢磨上了，本来它就是北京的土特产，自己又是北京人，又是用北京话唱的，怎么就不能把它叫成“北京琴书”呢？一回北京，关学曾就把牌子改为“北京琴书”，很快得到同行和广大观众的认可。

　　“北京琴书”这个名字就这么定下来了，关学曾作为创始人，83岁高龄还登台演唱。

　　不到三十岁就成了泰斗

　　关学曾出身微寒，由于家贫，只上过两年小学。出于爱好，11岁起学艺，14岁便登台。少年时代，关学曾个子高高的，眉清目秀，嗓音清脆，颇有明星气质。20岁那年，在西单临时商场说书说红了。那个场子地方大、板凳多，没点道行，就没法拴住观众。他说的是《回龙传》，还没开场呢，观众就坐得满满登登的，连外围都站满了人。进场的时候说着“劳驾、借光”才能挤过去。紧挨着这块儿地的是说相声的和跤场，都没这儿人多，很多广告商都跑这儿卖药。

　　后来他挪到天桥“大老魏”茶馆附近的一个场子，在那儿一晃唱了8年。在天桥地面闯荡，那真得有点本事才行。关学曾管唱鼓曲叫“平地抠饼”：凭您的本事、您的演唱、您的两片嘴挣出“嚼谷儿”来，能抠出什么，您就吃什么，有本事您就有酒有肉，没本事您只能喝西北风。“我虽然没抠出什么酒肉来，总算没饿什么肚子。”

　　8年来，他有了自己的一拨儿书迷。有些书迷联名送了他一块匾，上书“琴书泰斗”。说实话，人家送匾哪儿有不高兴的，他心里美滋滋的，觉得自己总算没有白干，可又一想：“师父还在那！我怎么能压过师父去？”为这事没少跟书迷说：“谢谢您瞧得起我，可别叫我什么泰斗，您多听我几回书比什么都强。”

　　23岁那年，关学曾跟夫人赵秀芳结了婚，说起这段姻缘，也是说书说出来的。赵秀芳是个书迷，老去听关学曾说书。介绍人刘老太太也是书摊儿上的熟主儿，有一天忽然请他到家里坐坐，到了才知道要给他说门亲事。领来一看，俩人挺投缘的，老太太问同意不同意，关学曾憋了半天才低声说了句：“同意！”老太太笑道：“台上嗓门那么大，怎么私底下这声儿跟蚊子似的！”

　　为了让妻子过得好一点儿，关学曾一边努力说书，一边有事没事就琢磨，把常德山的唱法，石金荣抓词儿、抖包袱的技巧，还有翟青山的吐字发声、刘宝全的“唱似说、说似唱”、张歧山的鼓技全都糅到一块儿。还听京剧、看评戏，学习表演人物。他跟妻子说：“艺无止境，老抱着师父那些玩艺儿，还不得喝西北风去！”

　　不停改造北京琴书

　　首次登台至今，关学曾唱过上千个段子，演出近2万场，特别是解放后，由他自己创作并经常演唱的段子至少有220多段。由他创作或改编的《鞭打芦花》、《杨八姐游春》、《东坡与小妹》、《传家宝》、《长寿村》、《一锅粥》、《慈母心》等均成为北京琴书中的经典，成为北京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写了一辈子、唱了一辈子，对北京琴书改造了一辈子。”

　　1976年周总理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悲痛之中，王存立先生创作了《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间》的唱段，关学曾大刀阔斧改造唱腔，提出“在乐队中要出现国际歌”，节目一经演出，即引起强烈反响，观众纷纷落泪，全场恸哭。1979年关老到广西前线慰问，部队点名要听这个唱段，可见影响之大。

　　1984年，关学曾从北京曲艺团退休，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接班人上。从1986年起，他在家里办起了学习班，“您只要愿意学，我就义务教，每周六上午都跟我们家聚齐，我讲，这些学生听、练、唱，这些学生挺认真的，有的还挺有出息……”这个班一直办到2003年“非典”时为止。

　　曲艺杂家崔琦说：“聆听关学曾的北京琴书，不论大段、小段、老段、新段，无一不是在歌颂真善美，抨击假恶丑，每个段子，都能给我们或多或少、这样那样的教育和启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话好好说》中的张秋生、赵小帅，也算是北京琴书的两位知音了。（北京娱乐信报 刘易／文 张珂／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