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月１日，位于中国辽宁省桓仁县和吉林省集安市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被正在苏州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２８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已达３０个。高句丽政权始于公元前３７年，止于公元６６８年，曾是中国东北地区影响较大的少数民族政权之一，在东北亚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过重要作用。高句丽政权发韧于今辽宁省桓仁县，公元３年迁都至国内城（今吉林集安），４２７年再迁都至平壤。桓仁与集安是高句丽政权早中期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所在，历时４６５年，是高句丽文化遗产分布最集中的地区。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工作者在集安、桓仁陆续发掘了多处高句丽王城和贵族墓葬遗迹，对部分遭受自然损害的王陵进行维修，高句丽丰富的文化内涵，轮廓逐渐清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认为，中国境内的高句丽文化遗产“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高句丽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祖先创造的、不可再生的重要文化资源。

    为保护高句丽历史文化遗产，中国政府于２００２年在集安启动了《高句丽王城王陵与贵族墓葬地保护规划（２００２━２０２０）》。这份规划共划定了包括国内城、丸都山城２个高句丽都城、１２座王陵与好太王碑等２处附属建筑、２７座贵族墓葬的４３处保护区。“保护高句丽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成为集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中国政府为保护高句丽古城所作的一切工作，反映了一个正在步入现代化的文明古国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尊重，以及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长远眼光。

    这份长达９０页的规划称：“集安是一处山多地少的县级城市，高句丽遗产的分布范围几乎与近三分之一的地方居民生产或生活用地迭合，……致使保护遗产与城市发展构成了密不可分的关联。”这表明，如果集安所有的高句丽遗址都实现圈地保护，这个古城居民千百年来惯有的生活形态和生产方式也将随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事实上，这个改变已经在１４０平方公里的保护区、近２３万集安人中发生。截至去年８月，集安市政府已保护性征地１１１１亩；１２００户居民、工厂、学校、机关单位从保护区内迁出，动迁面积近１１万平方米；专门为保护与展示高句丽遗产而整理和建设的各类道路系统达３６公里。这样大规模的拆迁与城市整容工程，在集安历史上是空前的。

    住在集安市“千秋墓”保护区内的麻线村村民孙海琴一家，以每平方米４４５元的补偿金搬迁到新建的居住区内。孙海琴对记者说：“做梦也没想到，祖祖辈辈守着的这些石头堆竟然是个宝。”麻线村共有４６户村民搬离原来的家园，他们的原住地成为“千秋墓”保护区开阔的草场，过去一直务农的孙海琴成为这里的专业护草员。重新规划建设后的集安高句丽文化遗产保护区没有像当地人想象的那样，像“大城市里的公园一样”，而是变得更加原始与沧桑。将军坟、好太王陵、千秋墓、五盔坟等王陵和贵族墓葬保护区，拆除了周边的不和谐建筑，原有的耕地变成了大面积的草场。雄伟的东方金字塔将军坟前甚至没有修一条柏油马路，只有一条蜿蜒的土路通向神秘、巨大的墓体。

    集安高句丽遗产保护区首席规划师陈同滨说：“遗产保护区的所有规划，都必须以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为准。高句丽王陵和贵族墓葬体现的是古代少数民族的陵寝制度，在没有获得考古发现的支持前，不应任意添加任何想象的东西。”依照这个宗旨，专家在墓葬保护区树种选择上，根据《裴注三国志》中“积石为封，列植松柏”的说法以及集安作为东北地区唯一的针阔叶混交林带的地区特点，选择了柞树和落叶松。专家称，环境的“地方性”也是文化遗产真实性的重要表现。

    “至于高句丽时期的都城国内城遗址本来就在市区内。经过环境整治，将原有城址围栏保护，周围种上耐寒草，旁边有又古老的通沟河并肩流过，具备成为‘遗址公园’的条件。因此，它也成为集安城区最能代表古城特色的标志性建筑。”陈同滨说。

    或许从表面看，“修旧如旧”的遗产修整工作仅仅是恢复了文物的山野原貌与历史沧桑感。但事实上，文物本体的高科技保护措施恰恰体现在了细微之处。比如，通过视频数字系统展示“五盔坟”四号、五号墓的壁画，修建地下廊道消解外界有害气体对墓葬内部的干扰、在墓葬中安装不散热的冷光灯、通过远红外线监视系统对文物温湿变化与安全情况进行实时监控、给１５００多年前的好太王碑加装３厘米厚的防弹玻璃等等。日本世界遗产专家吉谷正教授在参观了集安和桓仁的高句丽遗产保护区后，赞叹不已。他说：“中国政府对高句丽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令人钦佩。环境整治得这样好，大自然、农作物和文物和谐共存，真是太伟大了！”“我们倾注全力去规划和改造这个城市，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让这里的政府和人民、成年人和孩子全都认识到，高句丽文化遗产是他们家乡最伟大的资源，他们必须善待这个资源。” 陈同滨说。（新华网  刘畅、周长庆、马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