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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拱
2011-12-07 09:15:09     华夏经纬网

  高拱(1512~1578),中国明代嘉靖、隆庆时大臣。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嘉靖进士。穆宗为裕王时,任侍讲学士。嘉靖四十五年(1566)以徐阶荐,拜文渊阁大学士。穆宗即位后,以帝旧臣,数与首辅徐阶相抗。科道官借此相互攻讦,高拱不自安,乞归。隆庆三年(1569)冬,召还授大学士兼掌吏部事,颇得宠信。次年,俺答汗之孙把汗那吉来降,高拱与张居正力排众议,使封贡得以成功,因进少师兼太子太师、尚书、大学士,后进柱国,中极殿大学士。六年春,帝病危,召高拱、张居正、高仪3人受顾命。明神宗即位后,高拱以主幼,欲收司礼监之权,还之于内阁。与张居正谋,但张居正在太后前责高拱专恣,致被罢官。万历六年死于家中。七年,赠复原官。著作有《高文襄公集》。

  高拱,嘉靖四十五年(1566)入阁、参机务,隆庆元年(1567)辞官。三年再起,以内阁大学士掌吏部,五年任首辅。六年六月去职。高拱是明中叶有才干的政治家之一。

  重为台辅,政绩斐然

  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致仕。第二年张居正与太监李芳等合谋,奏请复起高拱。是年十二月,冷落了一年多的高拱接旨后,不顾腊月严寒,日夜兼程,直奔京城,以大学士兼掌吏部重新登台。言路原多与高拱有隙,故人多不自安。胡应嘉闻高拱复出,惊吓破胆而亡,欧阳一敬也在解官归田途中郁郁而死,一时人心惶惶。高拱通过门生腹心散布言论,安抚言路诸官说:“华亭有旧恩,后小相失,不足为怨。”“拱当洗心涤虑,以与诸君共此治朝”。言之凿凿,颇为大度,于是人心稍安。

  高拱再度上台后,尽心国事。他“为人有才气,英锐勃发”,办事操切,又不迹常规,在吏治、筹边、行政等方面多所建树。当时高拱以内阁兼领吏部事,责任重大。他“晨理阁事,午视部事”,十分勤勉。他认为吏部职在知人,但真要了解一个人、用其长处并非易事。当时官场士风颓败,为官只是猎取高崇,“权势烜赫者则羡之,正色直言,谪贬蹭蹬者则轻之”,全不以行为品德为准。因此造成官场“理不明,气亦不振”,官吏以奔趋、巧媚为能事的局面。对此,高拱到任不久即在吏部建立了严格的官员考察制度:“授诸司以籍,使署贤否,志爵里姓氏”,每月汇集一次,交吏部由高拱亲自过目。到年终将册籍全部汇总吏部,作为官吏黜陟的依据。天下大治,必须广选人才,高拱看到天下科贡占七成,制科仅为三,但朝廷重制科而轻科贡,他以为“崇其三而弃其七”是失措之举,应该进士、举人并用,惟贤是视,量才录用。但举人就选,他又主张“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因为州县之长是地方父母之官,责任艰重,必须精力旺盛者才能承担。他又认为,国家必须广蓄人才,到了要用时才去寻觅称职的人,那是来不及的,于是提出备才之说:“今于紧要之官,各预择其才宜于此者,每三二人置相近之地,待次为备。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他还公开招贤,明令选司,“凡有所缺,悉揭诸门外,使众见之”,各有司可以荐举人选。过去吏部推升官吏,只少数人事,十分隐秘,高拱尽反其道,说:“堂有侍郎,司有员外,疏皆列名而事不与闻,何居此,不过欲行其私耳。吾改其是。”他叫人抱牍至后堂,命人当众揭牍,“即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对于被黜官员,高拱必亲“告以故”,黜者“无不慑服”。当时马政、盐政被视为闲局,朝廷轻之,因而失人废事,使“善政无闻”。高拱体察下情,知马盐二政官处远方贫薄苦寒之地,自是艰辛,遂提议改本省廉谨有才者任之,并宽其交纳之额。如遇优异,则超等擢用。其官重,马、盐二政当自修举,利于国家。高拱还制定和采取了旨在加强考察人才、选拔人才的许多制度和措施,“开王亲内转之例,复一甲读书之规,正抚按举劾之差,核京官考满之实,分进士讲律之会,定进官升授之条,议有司捕盗之格”。这些都得到穆宗的准旨,得以实施。于是使朝廷上下、各类官员中出现了人人激奋的新气象。依照明朝旧例,内阁辅臣,“若兼领铨选,则为真宰相,犯高皇帝厉禁矣”,但高拱先以阁臣、后以首揆掌吏部事三年之久,虽犯忌有非议,但成绩斐然,利在社稷。

  隆庆年间北方蒙古鞑靼俺答部依然不断入扰,边患成为朝廷沉重负担。作为内阁辅臣,高拱也将筹边视为己任。嘉靖后期,徐阶曾对严嵩秉权时造成的边防溃败有所匡补,选用了一批骁勇善战的将才赴边御敌,又饬厉地方有司加强守备,与将校通力合作,但积重难返,一时边防犹人力财力不足。高拱治宿弊,便首先把眼光放在边防用将用人方面。兵部历来只设侍郎二员,协理部事,由于公务繁忙,他们平时很少巡阅边务。但一遇边方总督缺员,他们倒要前去顶补。若抽身不出,还得请移他官。去者都不谙边务,常使事倍而功半。于是高拱提议在兵部添设侍郎二员,主要巡阅边务,了解下情,做到对边方险隘、虏情缓急、将领贤否、士马强弱都非常熟悉。这样边务有人专管,总督员缺,也可即刻往补。高拱认为“兵乃专门之学”,但现在兵部系统用员往往“不择其人”,优秀官员将才又常常迁为他官,为此特请准兵部自己选将备才。他提出:储备本兵,当自兵部司属始,边将由兵部司属往任。选得有智谋才力者,不得随意他迁。侍郎、总督应经常对换,使他们熟悉彼此情况,一旦尚书员缺,即可顶任。这确是一项加强兵备的良策,颇得穆宗赞许,后来“边方兵备督抚之选,皆于是取之”。高拱还访得边方之官,长年镇守边卫,“涉历沙漠”,“出入锋镝”,可他们的俸资待遇和升擢提拔,都与内地处和平环境者同,“甚者且或后焉”。他以为这极不合理,建议对边臣应特示优厚,“有功则加以不测之恩,有缺则进以不次之擢”,使功名常在人先,其他官员不得与之相争。对边臣中久卓成绩者更应体恤、厚加优抚,定期给假令回署休息,“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如此“以勤王事济必多得”。在加强边防将帅力量的同时,高拱与徐阶一样,也看到边沿地方有司在防卫上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充任这类边沿地方官的,不是杂流,便是迁谪者。朝廷对他们不关心不体察,待遇极差,所以他们没有上进心。而“边方有司,有疆埸之责,才者忧惧不堪,即优礼而鼓舞之,犹恐不振”,高拱于是“请择年力精强、才气超迈兼通武事者,调用有能保惠困穷俾皆乐业者”,充任边方有司,以三年为期,比内地超等升迁。若有军功,不次擢用,总之,“惟以治效,不循资格”。这些都有力地鼓励了戍边将帅和边方有司的进取心。

  高拱办事有胆有识。当时接徐阶任首辅者为李春芳。李春芳为人宽厚,居政持论平,不事操切,虽无失措之举,却总显得气魄、才力不足。高拱仗己是穆宗腹心之臣,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发挥了李春芳起不到的作用。隆庆四年(1570)八月,北边有警,高拱以尚书陈希学、曹邦辅,侍郎王遴各率师背城列阵以待;以京尹栗永禄、南都御史护守山陵;又起御史刘焘在天津守通粮,而以总督王崇古、谭纶专征剿无内顾;以侍郎戴才理军饷。由于布置周密,防范严谨,蒙古兵未敢入犯。

  十月,俺答孙子把汉那吉因与祖父发生冲突,率所属阿力哥等十人前来求降。巡抚方逢时、总督王崇古主张受降。奏上,朝议纷然,多以为敌情叵测,不能贸然收留把汉那吉。高拱与张居正却一致支持王、方意见,请奏穆宗加封那吉指挥使,并“厚其服食供用”,以诚相待,结得其心,穆宗准旨。接着高拱又命边臣让把汉那吉穿锦衣、坐华车、骑好马,前呼后拥在街市行走。俺答得晓明廷厚待其孙,深受感动,遂决意与明朝和好,请封贡之事。此议一起,朝廷上下有如鼎沸,反对派援引宋朝讲和之例,力言不可。高拱先利用考察科道之机,将极力反对与俺答结好的叶梦熊“降二级,调外任”,以息异议。他又发内阁旧藏成祖封瓦剌、鞑靼诸王故事,拣发兵部。并说以己求人机在人,以人求己机在己,现在虏求于我,主动权在我,应该允许。他还说,这次俺答请贡,“较之往岁呼关要索者万倍不同”,“故直受而封锡之,则可以示舆图之无外”。这种将蒙古与中原看成一个整体的观念,比仅图边安的想法又高一筹。高拱批评反对派:“彼哓哓者岂为国筹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为后言耳!”遂无敢复言者。隆庆五年(1571)三月,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其他各部首领也分别封为都督指挥、千户、百户等有差。八月,明廷又准与俺答互市。

  时陕西三边总督以该边不同宣、大,不欲通贡互市。高拱拟旨切责。不久陕西三边也开贡市。“数月之间,三陲晏然,曾无一尘之扰,边氓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而安枕”,从此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

  在满朝争议的情况下,穆宗能如此迅速、圆满地解决这一先朝遗患,与高拱等的着力赞襄是分不开的。在议贡过程中,主通贡互市的总督王崇古曾以人言求去,高拱知后,一面在朝廷力称崇古议,一面抱病修书崇古:“惟公安心畅意,始终此事,不必更怀忧虑”,使崇古受到极大鼓励和宽慰。方逢时因封贡事曾面会俺答下人,遭人弹劾,说他“辄通寇使,屏人语,导之东行,嫁祸邻镇”。高拱力斥其谬,“抚臣临机设策,何可泄也”,保护了方逢时,使他免受贬谪。穆宗以拱“殚忠远谋,劳绩可嘉”,进高拱少师兼太子太师、尚书,改兼建极殿大学士。

  封贡事既成,高拱犹居安思危,担心边方兵将因无事而疏怠偷安,再坏边备。他一向主张“不恃人之不吾犯,恃我不可犯;不恃人之不吾欺,恃我不可欺”,强调自强。于是再上疏,“请每岁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阅视,以今视昔,钱谷赢几何,兵马增几何,器械整几何,其他屯田盐法以及诸事拓广几何”,明白开报,若比往昔有所增益,则与过去战时擒斩同功论赏;如果只保持以往水平,则罪如失机论处。上嘉纳之。兵部遂一一制定具体措施行之。

  以后的几十年中,西北边境始终安定,无大扰,此亦高拱一大政。

  高拱在南方两广、云贵边事上亦颇多建树。隆庆初,广西古田壮族人韦银豹等据寨反明,有司多次往抚剿,均不效。高拱再起,荐殷正茂为总督往剿。正茂任法严、善战,但性贪。高拱说:“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其实,他在用正茂的同时,已着眼于提擢、培养本省人才,在两广郡县中“多除制科,宽其荐额,勿拘成数”,引导民风向上。不久,果然“乱民乐业而向化矣”。时人都以高拱为善用人。隆庆四年,贵州抚臣告土官安国亨叛,请进剿。高拱不轻信是言,经深入察查,知“国亨非叛,而巡抚者轻听谗言以幸功也”,便专派员前去安抚释嫌,避免了一场兵戎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