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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商城的创建及其文化来源
2011-12-12 09:26:54     华夏经纬网

  

  

作者为河南博物院研究员,现任研究部副主任。  

   郑州商城是我国考古界发现的最重要古城址之一,其城垣规模之大在早期古城中首屈一指。作为二里冈时期的一座商代都邑,它的发现不仅填补了殷墟文化之前的商文化空白,而且为夏文化和先商文化的探索奠定了基础。几十年来围绕郑州商城的性质、年代、文化渊源等诸多问题,有关专家学者发表了许多论述。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二里头宫殿基址、偃师商城遗址的发掘,90年代豫东先商与岳石文化的发现,郑州商城外郭城以及小双桥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等,促使郑州商城的研究日趋深入。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关于郑州商城学术界依然存在不同意见,这里仅就郑州商城的创建与文化来源问题略说一二。      

   一、郑州商城的创建

   郑州商城是二里头文化之后,殷墟商文化之前的一座商代都邑,这早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但是,它创建于二里岗下层时期还是之前,它是早商都城还是中商都邑,学术界至今并未形成一致看法。争论相持最久的是“敖都”说与“亳都”说两家。

   赞成郑州商城为中商敖都者,一般是将二里头文化的一部分视为早商文化,将偃师商城视为早于郑州商城的“西亳”。通过对出土器物的类比,商城内各种遗迹相互关系的分析,认定郑州商城的年代“上限不能早于二里岗下层,而且不可能早到二里岗下层的早期阶段”,“商城的始建年代是在二里岗下层二期” ①。或曰:“郑州商城夯土城垣是兴建于商代二里岗下层二期,并延续使用到二里岗上层一期。”②其主要依据包括两点:郑州商代二里岗下层文化层叠压着商代城墙夯土,说明此城墙不会晚于商代二里岗下层时期;郑州商代城墙夯土层内出土有二里岗下层时期的陶片,而且在商代墙基下压有二里岗下层时期的灰沟。

   主张郑州商城是早商亳都者,一般以二里头文化的一至四期属夏代文化,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是夏都,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遗址都是早商城邑,且郑州商城在年代上早于或略同于偃师商城③。郑州商城的始建年代“当先于二里岗下层文化时期,决非同时”,应确定在早于二里岗下层时期的南关外期。“郑州商城的历史年代不是从二里岗下层开始到二里岗上层期为止,而应当是从南关外期开始,到白家庄期为止。”④亳都说的观点同样是依据郑州商城的城墙、宫殿基址、灰坑、墓葬等考古发掘资料,且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作了新的细致的分析。

   郑州商城的创建年代是直接关系到该城址性质的重要问题,除了全面参考各期的碳十四数据外,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到,一是对主要遗迹单位的准确分期,二是对城墙叠压关系和包含物的具体分析。

   郑州商城发现之初,郑州商城早商文化遗存的分期均是以二里岗上、下层来划分的,时间跨度大,线条粗。20世纪70年代,邹衡先生就商文化的年代与分期做了系统地论述,把中原地区的商文化分成三期七段十四组,涉及郑州商城的文化分期共三期四段六组⑤。80年代,高煦先生也著文将二里岗上下层文化分别划出一、二两段⑥。安金槐先生同样也在原二里岗文化上下层基础上,细分出四期,即二里岗下层一二期和二里岗上层一二期⑦。这都为深入认识郑州商文化提供了可借鉴的标准。回过头来看郑州商城的年代,《郑州商代城址发掘报告》⑧中,商城遗址普遍存在着二里岗下层的房基、窖穴、墓葬、文化层等,叠压和打破城墙夯土层的现象,这可理解为此城的修建年代不晚于二里岗下层。更确切地说,郑州商代城邑至少在二里岗下层二期(晚期)之前已经建立起来,因为一般地讲,新城建成一段时间后才可能被稍晚的文化遗存叠压或打破。

   据《郑州商城发掘报告》,在商城的东、西、北三面城墙的夯土层内,包含有少量龙山文化陶片,多数为洛达庙期和南关外期陶片,另外还含有少量商代二里岗下层的陶片,没有更晚的遗物。由郑州商城普遍存在二里岗下层文化层叠压城墙的现象推想,城墙夯土内所包含的少量二里岗下层陶片,很可能是二里岗下层较早时期的。

   我们通常划分遗址的相对年代,都是以其最晚的包含物来确定。依郑州商城夯土墙内最晚的遗物,是否可以断定其建筑年代在二里岗下层时期呢?这还要具体分析。因为郑州商城不是一个小的文化单位,它十分庞大且内涵丰富,仅内城垣的周长就有7公里。20世纪80年代又在内城的南墙外900米~1200米处,西城墙南段外侧700米~900米等处,钻探和试掘出断续相连的大型夯土城墙基础,墙体宽度在12米~17米左右,并确定为郑州商城的外城郭⑨。看来要完成郑州商城这样巨大的工程,需要一定的时间,那么部分城垣夯土内包含的二里岗下层陶片只能定城垣的年代下限,还不能定其年代的上限。更何况作为商都,还有各类时代早于或晚于城墙的其他宫殿、民宅、作坊等遗存,其创建时间可能会更早一点,兴衰的延续时间也不会太短暂。

   关于郑州商城的始建年代,我们比较倾向于郑亳说的观点,即该城邑的创建始于南关外期。从南关外期商城初创,到二里岗下层早期已初具规模,二里岗下层晚期和二里岗上层早期为商都的发展繁荣时段,以后便走向衰退。下面是笔者赞成郑州商城创建于南关外期的几条简单理由:

   1.郑州商代城邑的城墙与二里岗下层夯土基址,普遍存在直接叠压洛达庙期和南关外期文化遗存的情况。

   对比有关资料我们认为,郑州地区的洛达庙文化多数相当于洛阳二里头文化的二、三期,最晚的略同于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洛达庙文化晚期与南关外期文化都有被二里岗下层文化叠压的现象,但是二者之间尚未发现彼此叠压的关系,它们可能都是略早于二里岗下层文化而大致同时的不同文化类型。郑州商城夯土墙基叠压打破南关外期遗存,这就明确限定了城垣的始建年代。

   2.郑州商代城墙不同部位的结构和筑法存在明显不同,可能是一个时期不同阶段逐步完成的。

   这个问题我们曾撰文做过分析⑩,以后郑州商城外城郭的确认,进一步表明如此巨大的商代都邑不会在很短时间内建成。二里岗下层一期建立起来的城垣,其时间上限延伸至略早的南关外期完全是顺理成章的。鉴于商城规模宏大的城垣是分段版筑而成,一些墙壁体又是由内外几部分组成,商城报告所谓城墙夯土内包含的少量二里岗下层碎陶片,极有可能出自较晚阶段的墙体。在商代城墙的部分段落,墙体本身的夯土结构存在着明显的时间早晚的叠压关系。譬如郑州商城北墙C8T27或T28东壁,东城墙探沟6北壁11。

   3.商代城址报告记述,郑州商城夯土墙基之下曾发现有个别叠压或打破二里岗下层文化遗存的现象,这仍不能证明整座城垣的始建年代晚至二里岗下层二期。

   据《郑州商代城址发掘报告》及有关资料,郑州商城西城墙下发现“商代二里岗期下层的一个小沟,被叠压在商代夯土城墙和二里岗期下层文化层的下面”,沟内出有洛达庙期和二里岗期下层的陶片。从报告中标注该沟位置的CWT5剖面图看,“小沟”位于宽大的西城墙内侧最边沿处,其上又叠压有二里岗期下层的文化层。如前所述,郑州商代城垣的不同段落或不同部位,有时间先后的差异,即使此沟确定为二里岗期下层,也只能说明此段城墙始建于二里岗下层的一期,或此段城墙的内侧部分完成于二里岗期下层的早段。况且据亲眼目睹过该沟出土陶片的邹衡先生讲,所谓二里岗下层小沟内的出土物,实际是属于南关外期的12。果真如此,则这段城墙应当也创建于比二里岗期下层略早的南关外期。

   据说,在郑州商代城垣内城的东城墙下也有夯土墙打破二里岗下层文化的遗迹现象。我们查阅了有关的文章和资料,仅在东墙探沟T6北壁剖面图上,看到一座商代墓葬M500被压在夯土墙基之下。然而,这段夯土墙正是东城墙的内侧部分,插图和文章介绍都明确表示这是一段后期的夯土墙,该夯土墙下还叠压有前期的夯土墙13。这种叠压关系恰好表明,被二里岗下层文化层所叠压的郑州商代城垣,自身确实存在着先后与早晚关系。由于内侧的后期城墙已被二里岗下层文化层叠压,其年代最晚也应在二里岗期下层的早段,那么被它叠压的夯土城墙的时代必定更早一些。

   4.郑州商城遗址中分布有南关外期的商文化遗存。

   我们认为,郑州商城遗址发现的所谓南关外期文化,是郑州洛达庙文化较晚时期出现的一种外来文化,它不同于当地原有的洛达庙文化,也不同于后续的二里岗文化,应视为一个多样文化的混合体。它在郑州地区存在的时间不长,主要在洛达庙文化晚期至二里岗下层一期间,以后便渐渐淡化了。但是,它的出现非常重要,可谓先商集团进驻郑州的考古学信号。郑州夏末南关外期文化的出现,宣告了洛达庙文化的结束和二里岗文化的诞生。过去一直以为这一文化的遗存很少,仅限于郑州商城内城的南城墙外一带,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南关外期商文化遗存不止一处。

   郑州商城内城的东北部是商城的宫殿区,这里先后发现几十处夯土台基,具体情况《郑州商代城内宫殿遗址区第一次发掘报告》14等资料中均有记述。依据发掘报告,这些基址最早的属二里岗下层。但是,其中有多处房基和夯土基础存在被二里岗下层遗存打破或叠压的现象,这与郑州商代城墙的情况类似。陈旭先生对此曾有专文论述,提出郑州商城宫殿区较早的基址始建于南关外期15,其分析是可信的。郑州商城的宫殿区应当与城垣的创建大致同步甚至更早一些,这也符合古人“造郭以守民”、“筑城以卫君”的理念。可以认为,相当于偃师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早段偏晚的某个时间,一批外来户入住郑州地区,并开始营建城邑宫室。这一人群的遗存在郑州商城内城的中南部,今郑州电力学校16、郑州化工三厂17等处也有发现。另外,郑州商代最早的铸铜作坊也是创建于南关外期18,这一点同样十分重要。

   由上可知,郑州商城的创建年代晚不到二里岗下层二期,早不过郑州洛达庙文化晚期(即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应该就在南关外期。郑州商城作为商代前期的大都邑,其城垣、宫殿、手工业作坊等都创建于此时。

     

   二、郑州二里岗期商文化的来源

   郑州商文化的来源是一个学术界争论未决的重要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以郑州商城为敖都者认为,郑州二里岗期文化是与偃师二里头文化以及偃师商城的早商文化一脉相承的中丁时期的商文化,二里岗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晚期文化属同一性质的考古学文化。以郑州商城为成汤亳都者认为,郑州二里岗文化基本上是商代前期文化,它和夏代二里头文化虽有继承关系,但是文化性质不同;郑州的早商文化可能来源于豫北的漳河型、辉卫型和郑州南关外型先商文化。

   我们基本赞同郑州商文化北来说。郑州的商代文化应该是由外来的先商文化,融合当地的夏代二里头文化而成。

   (一)郑州商代文化继承和吸收诸多夏代二里头文化因素

   把郑州二里岗期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晚期文化相比,两者存在许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这已是大家公认的。以器物为例,它们的陶器均以灰色为主,二里岗下层文化的许多圜底器,如圜底长腹罐、圜底盆(直腹或鼓腹)、大口盆、研磨盆、各种平口瓮、小口直瓴瓮等,都与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物的形制、纹饰基本相似。尤其是大口尊,明显是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的继承和发展。在宫殿建筑、玉器、青铜冶炼等重要方面,郑州商代文化受到二里头文化的强烈影响,二者确有密切关系。史载殷因于夏礼,这也是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后的自然发展。

   然而,在标志着文化特征的主要因素方面,二者却又有很大的差异,显示了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如最能代表文化传统的炊器,二里头文化以长腹罐、圆腹罐为主,多圜底器,少鬲、甗,而郑州商代文化却多鬲、甗等袋足器。据统计,二里岗下层文化中鬲占全部陶器的1/4多;二里头文化晚期的鬲却不足4%,而罐的数量达到1/3以上。二里头文化常见的瓦足器,郑州商文化几乎不见。成套洒器方面,二里头文化以觚、爵、封口盉为主,斝很少见;二里岗下层文化则以觚、爵、斝、为主,很少封口盉。两者所饰的绳纹也不同,二里头文化以粗绳纹为主,二里岗下层多中、细绳纹。如此等等,反映出二里岗文化虽然承袭了较多的二里头文化因素,但是其来自北方和东方的主体因素依然未变。二里头文化只是郑州商文化的文化来源之一,郑州早商文化还有其他源头。

   (二)郑州商代文化的本源来自豫北漳河型、辉卫型和郑州南关外期文化

   郑州商代二里岗文化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相比,在主体因素方面有许多不同,可是和豫北漳河型、辉卫型及郑州南关外期文化比较,在主体文化上有更多的相似与相同。如炊器以鬲、甗为主,均无瓦足器,有一定数量的素面器,多斝而少封口盉,都以较细绳纹为主,窖穴以深窖穴为主,等等19。显然,它们应是一个文化系统,尽管这三类文化彼此之间在一些方面(如器形、陶质)也有较突出的差异,但与二里头文化相比,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邹衡先生将这三个类型的文化都视为早于二里岗文化的先商文化,是有一定道理的。

   严格地说,“先商文化”不是考古学文化的概念,我们理解其文化内涵是历史学、社会学或民族学意义上的。根据古文献记载,夏代能与夏人抗衡的族群主要是东方和北方的夷人和商人,且夏代末年是商人联合夷人共同推翻了夏王朝,改朝换代后的早商文化,理应是以商族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商王国也是由商族和众多其他部族、方国组成。所以,先商文化发展到夏代晚期,已经成为以商族人为主导的联合体的文化。

   就现有资料看,在时间和地域分布上,作为先商文化的不同类型,漳河型文化最靠北,时代上限较早,当是一支正宗的商文化,与郑州早商文化关系最亲近。辉卫型文化是夹在漳河型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一个地方类型,它和黄河北岸沁水以西的二里头类型文化已有本质区别20,文化面貌与漳河型文化相近,时代也延续到早商。这一文化似为被先商蚕食后融入先商集团的一支地方(夏、商与国)文化。南关外期文化最靠南,与商代二里岗文化共处一地,又被其直接叠压,年代上是三者中最贴近早商文化的,也应是郑州商文化最直接的来源之一。那么,郑州商文化是否依次由先商漳河型文化扩展到辉卫型文化,进而抵达郑州成为南关外期文化呢?现在看来并非如此。这三种考古学文化与郑州早商文化或在时间上,或在文化面貌上都还有差距。古地理显示,郑州商城西北有古黄河,北面有济水与巨大的古荥泽,先商文化入郑另有途径。

   (三)南关外期先商文化的来源

   郑州南关外期文化,是20世纪50年代在郑州旧城南关外发现的一个文化类型,由于其文化面貌有别于当时已发现的商代二里岗文化和洛达庙文化,时间上又略早于二里岗下层文化,发掘者便根据地层关系将其单独命名,称为“南关外期”,又叫南关外下层文化21。当初,这一文化类型的遗存尽管发现很少,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信息,逐步引起专家学者们的注意,对其性质、来源作了种种判断。

  邹衡先生率先分析了南关外期文化遗存,他将南关外遗址的中、下层文化合并,称“南关外型”,作为夏代晚期先商文化的一个类型。认为二里岗型是从南关外型发展来的,南关外型又是由辉卫型和漳河型发展来的,受到了夏文化的强烈影响22。罗彬柯先生与仇祯先生虽然也赞成南关外中、下层合并,称其作南关外下层或南关外文化,但是他们认为这一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一脉相承,属于二里头四期文化,是早商而不是先商的文化23。杜金鹏先生则将南关外类型陶器分为A、B两组,进行文化因素分析,以B组器物与鲁西南地区岳石文化有关,提出南关外期文化的东夷说24。更多的人不主张把南关外遗址的中、下层合并,如李京汉先生就指出:南关外遗址下层遗存与洛达庙、二里岗下层都不同,有较浓厚的豫北和豫东的某些特征,时间也显得早些25。安金槐先生重申了南关外中层属于二里头下层文化,南关外下层早于二里岗下层的观点。并根据南关外下层遗存中部分陶器的特征,提出其可能来自淮河中游地区的看法26。李伯谦先生更明确地指出:南关外下层作为早于二里岗下层早段的一期和一个新的类型是可以成立的。不过南关外型文化的陶器与二里岗下层早段的相比,很难看出两者之间存在着直接因袭的关系。二里岗下层文化的主导因素是从豫北的下七垣文化继承来的,而南关外下层文化可能是夏之某一与国的文化27。

   相对于夏文化的中心伊洛河流域,先商文化也可看作是来自东方的文化。郑州南关外期文化遗存的特色部分就来自东方和东北方,如占多数的褐陶,炊器多鬲、甗,器表饰细绳纹等,明显是一种外来文化。从文化面貌观察,它既非直接来自豫东鲁西的岳石文化,也非直接源自豫北的下七垣文化(漳河型、辉卫型),而是二者的融合体。80年代到90年代初,北京大学、郑州大学师生在鲁西南、豫北和豫东等地的考古工作,为学术界探寻这一融合体的出现提供了宝贵的考古资料。尤其是豫东地区夷、夏、商三种考古学文化交汇地域的发现,使商人灭夏的途径有了一条较为清晰的考古线索28。

   多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证明,相当于夏代中晚期之时,豫中、豫西乃至豫南都是二里头文化的主要分布区;鲁西南、豫东地区基本上是岳石文化分布区29;豫北主要是漳河型与辉卫型文化,且以沁水为界,沁西或沁南是二里头文化分布区30。郑州商城遗址则位于二里头文化中心分布区的东部,地处古代交通要冲。郑州以东100公里之外即进入岳石文化区,其北面和东北面不足25公里至50公里即是下七垣文化区。1988年到1989年间,为了解岳石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分界等问题,宋豫秦先生等在豫东西部的尉氏、杞县、通许各县进行考古调查,而后郑州大学考古专业师生于1989年秋和1990年秋,对杞县的段岗、鹿台岗、朱岗、牛角岗、竹林等遗址进行试掘和发掘,发现了大致同一时代并存一地的漳河型文化、岳石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正如宋豫秦先生所言:“这一新的发现为解决长期使人困惑的漳河型一类文化的南进途径问题提供了重要信息。”“漳河型一类文化南下越过陇海铁路到达杞县、鹿邑后,似曾全线西向拓展,因为郑州、扶沟、许昌都曾发现漳河型一类文化的典型遗存。”“濮阳—滑县—长垣—杞县—鹿邑通道的发现,使我们更认识到,漳河型一类文化确应是郑州早商文化的直接来源。” 31同时,三种考古学文化交汇地域的发现,也为郑州南关外期文化找到了来源。它应是漳河型文化南下至岳石文化区之后,与某一类型岳石文化融合的产物。这也可印证古文献中反映的夷商联合灭夏之历史传说。随着战争的结束,正宗商文化的确立,南关外期文化中的岳石文化因素在早商文化中迅速消退,到二里岗下层文化之后,基本消化殆尽。郑州南关外期文化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它可能是与夷人关系密切的一支商人的遗存,更可能是与商人关系亲密的夷人文化,或者就是二者结合共创的一种文化。总之,它应是以商人为主导的夷商联盟建立后出现的文化类型,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先商文化的一个类型也是可以的。

   综上所述,郑州商城的创建在郑州南关外期(即郑州洛达庙文化晚期),创建者是来自豫东地区的夷商联盟。商人可能是从豫北经今濮阳、新乡地区南下到豫东,与黄、淮中下游的夷人结合,西进郑州建立大本营,最终推翻夏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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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方酉生:《试论郑州二里岗商文化的渊源》,《华夏考古》1988年第4期。

   2. 安金槐:《再论郑州商代城址——敖都》,《中原文物》1993年第3期。

   3.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偃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4. 陈旭:《郑州商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中原文物》1983年第3期;《郑州商城宫殿基址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中原文物》1985年第2期;《郑州商代王都的兴与废》,《中原文物》1987年第2期。

   5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6 .高煦:《略论二里岗期商文化的的分期和商城的年代——兼论其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中原文物》1985年第2期。

   7. 安金槐:《关于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陶器分期问题的再探讨》,《华夏考古》1988年第4期。

   8 .河南省博物馆等:《郑州商代城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1),文物出版社,1977年。

   9.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代城外夯土墙基的调查与试掘》,《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

   10.张锴生:《郑州商城城墙结构及筑法探析》,《中原文物》1988年第3期。

   11.河南省博物馆等:《郑州商代城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1),文物出版社,1977年;安金槐:《试论郑州商代城址——敖都》,《文物》1961年第4、5期 。

   12.邹衡:《西亳与桐宫考辨》注释107,《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

   13.安金槐:《试论郑州商代城址——敖都》,《文物》1961年第4、5期 。

   1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代城内宫殿遗址区第一次发掘报告》,《文物》1983年第3期。

   15.陈旭:《郑州商城宫殿基址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中原文物》1985年第2期。

   1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电力学校考古发掘报告》,《郑州商城考古发掘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1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化工三厂考古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4年第2期。

   18.陈旭:郑州商代铸铜遗址的年代及相关问题,中原文物1992年第3期。

   19.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文化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20.30.刘绪:《论卫怀地区的夏商文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21.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安金槐:《对于郑州商代南关外期遗存的再认识》,《华夏考古》1989年第1期。

   22.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文化论文集》;《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3期。

   23.罗彬柯:《小议郑州南关外期商文化》,《中原文物》1982年第2期;仇祯:《关于郑州商代南关外及其他》,《考古》1984年第2期。

   24.杜金鹏:《郑州南关外下层文化渊源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90年第2期。

   25.李京汉:《郑州二里岗商文化的来源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中原文物》1983年第3期。

   26.安金槐:《对于郑州商代南关外期遗存的再认识》,《华夏考古》1989年第1期。

   27.李伯谦:《先商文化探索》,《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28.宋豫秦:《现今南亳说与北亳说的考古学观察》,《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宋豫秦:《夷夏商三种考古学文化交汇地域浅谈》《中原文物》1992年第1期;郑州大学考古专业等:《河南杞县朱岗遗址试掘报告》,《华夏考古》1992年第1期;郑州大学考古专业等:《河南杞县牛角岗遗址试掘报告》《华夏考古》1994年第2期;郑州大学考古专业等:《河南杞县鹿台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8期。

   29.北京大学考古系等:《荷泽安邱堌堆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1期;邹衡:《论荷泽(青州)地区的岳石文化》,《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宋豫秦:《论鲁西南地区的商文化》,《华夏考古》1988年第1期;宋豫秦:《现今南亳与北亳说的考古学考察》,《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王迅:《试论夏商时期东方地区的考古 学文化》,《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2期。

   31.宋豫秦:《夷夏商三种考古学文化交汇地域浅谈》《中原文物》1992年第1期。

   (本文发表在2005年《中原文物考古论集》,因成稿于1994年,故所引资料亦以此为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