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永红：罢韩折射台湾社会种种问题

       作者  唐永红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韓國瑜高雄市长职务被罢免，一如多数人之预期。罢韩成功的原因，众说纷纭。普遍的看法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韓國瑜没有兑现承诺，上任市长不久并未及让高雄市民发大财就跑出来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另一方面，绿营在自己长期经营的地方高雄老营本有根基，在2018年“九合一”选举被韓國瑜成功“偷袭”，是可忍孰不可忍，并决意动用党政资源与亲绿民意全力抢回。

       笔者也持这样的看法，事实上在罢韩的当天就向台湾朋友微信表示了上述看法。不过，在笔者看来，韓國瑜被罢免以及罢韩成功的原因，本身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罢韩一事从头至尾特别是在罢韩成功的原因背后所折射出的台湾社会的种种问题，才是值得关注与思考的。这些问题毫无疑问会影响到今后台湾社会的走向，甚至两岸关系发展。

       一是选举社会的政治诚信问题

       选举社会中，政治人物言行动见观瞻，会随时被社会大众所检视。针对政治人物的言行，选举制度通常也有相应的救济机制。韓國瑜刚上任市长位置，屁股还没有坐热，更未及兑现当初竞选市长时所做的让高雄发大财的承诺，就得陇望蜀，跑出来参选领导人，难免不让人质疑其政治诚信问题。

       不过，这成为硬要拿下韓國瑜的理由，似乎也不足以为据。事实上，类似这样的得陇望蜀、跑一小段就更换跑道的政治人物，在台湾选举社会中其实并非始于韓國瑜。而且，这样的行为不仅先例众多，也符合有关选举制度的各种规范。再说，台湾政治人物从地方县市长到领导人政见跳票的多了去了，且层出不穷，也不见救济机制都会去加以救济。

       但不管怎样，选举制度下政治人物还是要谨慎行事为妙！事实上，台湾选举运作这些年来给外界的一个不良观感就是欺骗成风。从选前利用媒体、网军带风向，选中的肆意抹黑对手、信口开河胡乱承诺骗票，到选后政策跳票。怎一个“骗”字了得！已经严重影响到选举政治的品质，并已经严重伤害到整个社会健康发展。

       二是政党政治的政党恶斗问题

       政党竞争是政党政治的常态。良性的政党竞争有助于整个社会的进步，这也是政党政治制度设计的初衷。然而，观察台湾社会的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的运作，虽然每次选举落幕及政党轮替都安然渡过，但无论选举前、选举中还是选举后，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基本上鲜少呈现良性互动的局面，而多是罔顾事实、不顾良知的抹黑、抹红，甚至为反对而反对。

       这种周而复始的政党恶斗，给外界的观感以及对台湾社会的伤害，是可想而知的。政党恶斗不仅已经严重影响到台湾社会的有效运行，而且对台湾民众的品性也带来巨大的伤害。坊间流传“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最丑陋的风景也是人”。事实上，最美的风景基本上仅存在于同温层之间的抱团取暖。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则泾渭分明，疏于往来，而且同党伐异，相互攻歼，无所不用其极。若继续如此下去，台湾经济的老底、社会的良善可能被消费殆尽。

       罢免韓國瑜的动机，显然主要不是因为他的“落跑”诚信问题，更非出于他及其团队的贪腐或无为问题。绿营政治势力以及民进党当局动用党政资源与亲绿民意倾巢出动，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显然是不能容忍不同党派的最有竞争力的对手的竞争威胁的存在，是趁机利用韓國瑜政治诚信问题以及选民的小市民思想特别是亲绿民意的政治正确所进行的典型的政治追杀。

       三是选举制度设计的合理性问题

       选举制度的机制设计的合理性攸关选举品质与社会运行。当前，台湾社会的选举制度设计显然存在一些缺陷。例如，现行的议员选举制度设计，会让一些少数群体成功选出其利益代言人，甚至一些明显的德不配位、才不备位的候选人也可能从中胜出，从而可能出现不良的社会观感，甚至可能出现为了少数群体利益而牺牲社会整体利益的怪现象。

       又如，现行县市长选举制度规定，只要得票数超过对手即胜出，并没有规定投票率、得票率是否要过半。这意味着县市长候选人不必去争取多数选民的认可，选上也并不代表获得了多数选民的认同与支持，执政时施政措施也可能不会着眼于整个县市的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去考虑。县市长罢免制度规定同意罢免票数超过不同意罢免且超过选区25%得票率即可。如此规定的罢免门槛显然是过于偏低的，即便县市长的执政表现可以获得多数人的认可，也依然可能会被刻意罢免。

       显然，台湾现行选罢制度的设计明显存在合理性问题。这种选罢制度既难以选贤任能，也可能让整个社会在政党恶斗中难以有效运行。这也反映出台湾社会普遍存在公民素养局限。毕竟，什么样的土壤会生长出什么样的草木！

       四是民众选民的公民素养问题

       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是极端的民主方式，其有效运行有赖于三个严格的条件。一是多数选民要掌握真理，知道对与错、是与非。否则会出现“多数谬误”的投票决策结果，给社会造成方向性错误。二是多数选民要是公民而非小市民，主要基于利社会而投票，而不是主要基于狭隘的利己主义行使选举权。三是多数选民要对候选人了如指掌，知道其德与才。

       但现实台湾社会的选举表明，多数民众并不理性，呈现大量的“盲羊”投票行为；多数民众仍然是小市民思想，“肚子扁扁也要挺阿扁”之类投票行为绝非少数；广大选民对候选人的德与才也并不了解，导致难以实现选贤任能的作用。现实中，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目前能够起到的作用主要是罢免功能，也就是民众对不满意的当政者在再次选举时有可能通过选票把他拉下来，或者说可以通过选票把一个基本上不知根底但颇能花言巧语的候选人送上宝座去替换前任。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还是有着激发并培养选民参政议政的热情与能力的作用的。广大选民在一次一次的选举过程中、在社会不断付出巨大代价的过程中，可能会逐渐觉醒并成熟；公民素养在不断的吃一堑长一智的过程中，可能会得以逐渐提升。事实上，前述选举社会的政治诚信问题、政党政治的政党恶斗问题、选举制度设计的合理性问题，基本上也有待多数选民的公民素养的提升才可能最终得以解决。

       华夏经纬网专稿 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