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休宁戏曲文化（上）

　□ 胡胜虎

对于古代尤其是明清时代的休宁人来说，戏曲实在是再熟悉不过的一种文化现象。无论是文人雅士，富商大贾，还是贩夫走卒，黎民百姓，休宁社会各阶层人的生活中都闪现着它的身影。它是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道风景，也是休宁文化中的一大亮点。休宁的灵山秀水和浓郁的文化氛围，滋润着戏曲艺术，使它的各个元素无不打上休宁社会的烙印。从休宁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下，盘点休宁戏曲文化的前世今生，不难发现其独特的发展轨迹和鲜明的地域特色。

源远流长

在休宁一带，自古便有傩舞，且分布非常广泛。傩舞，古时也称作“鬼舞”或“舞鬼”。它的名称源于古人用来驱鬼逐疫的一种形式。古时，人们对于自然灾害、生老病死缺乏科学知识，认为冥冥之中有妖孽作祟，为了趋吉避祸，人们把希望寄托给巫，把巫当作神的使者。巫在休宁山区十分盛行，巫舞与傩祭的结合便催生了傩舞。从全国来看，至迟在周朝，傩舞已经流行。《周礼·夏官·方相氏》中记：“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师百隶而司傩。”《论语·乡党》中也有“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的记载。唐孟郊的《弦歌行》诗中云：“驱傩击鼓吹长笛，瘦鬼染面惟齿白”。

与这些记载相仿，古时休宁在每年的腊月，人们面戴狰狞可怕的面具，把自己装扮成比想象中的妖魔更为凶狠的傩神，跳着粗犷、野性的舞蹈来赶魔驱邪。这种习俗在明清时最为盛行。立春前一天，县令率属下到城郊占卜水旱，百姓则扮成相从。立春日要祭祀太岁行傩。此后，休宁人跳傩的习俗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内容在不断增加，内涵在不断扩展，方向在不断演变。除了驱魔镇邪以外，更多的是朝着文娱的方向发展。明嘉靖《徽州府志》中记载，二月二十八日，歙县、休宁民间祭祀汪华时，“设俳优、狄鞮、胡舞、假面之戏，飞纤重髯，偏诸革鞜，仪卫前导，旗旄成行，震于乡井，以为奇隽”。这里记叙的傩舞，可说是一种大众性的娱乐活动了。

休宁最为壮观的傩舞是气势雄伟的得胜鼓，一面杏黄大旗前导，数十面蜈蚣旗幡迎风飘扬，几十名紧身短打的武士身背仗鼓，手持夹板键铃，一边锣鼓铿锵行进，一边列队劲舞，场面震撼人心。

傩舞从清朝中叶开始向傩戏方向转变，其内容更为丰富多彩，驱邪扶正，祭祀先祖，祈福求安，祝祷丰收等等方面，无不罗列其中。同时还出现了表现劳动、生活、交往以及民间传说、故事等方面的节目，并开始登上舞台表演，形成傩戏。清光绪年间，休宁茗洲村吴氏每年春秋都要举行祭祖活动，祭祖时照例要大演傩戏与祖宗同乐。十分可贵的是，当时村中佃仆搭建舞台的工钱，一一记入了《葆和堂需役给工定例》。正是通过这份难得的账单，今天的人们得以了解到其时休宁的傩，已然登台亮相，成为名副其实的傩戏了。

无独有偶，现有的史料和考古发现，也让人们了解到古时包括休宁在内的徽州人热爱艺术、热爱生活的生动场面。1959年修建屯溪飞机场时，奕棋的西周墓出土了三件极为珍贵的艺术品，其中两件“钟形五柱乐器”，一件绘有舞蹈图案的铜鼎，舞蹈图上两人对望，轻盈起舞，娇媚的舞姿仿佛就在眼前。欣赏“钟形五柱乐器”，好像来自远古的天籁之音，正穿过漫漫历史时空随风而来，让人留恋，让人陶醉。

史料记载，晋太元六年（381年），晋元帝的第四子司马晞被放逐到徽州后，喜欢举办宴会，席间令人吟唱当地土著歌舞离别之辞，语调极为悲切，满室莫不洒泪。一群徽州土著居民能歌善舞的形象跃然纸上。

气氛浓郁

地处崇山峻岭中的休宁人自古便尚文重礼，民风淳朴，号“东南邹鲁”“程朱阙里”。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休宁与外界交往殊为不易，浓郁的文化氛围，又激发了人们对文化活动的渴望和热情，从而逐步形成了喜好搭台唱戏的习俗。

宋元以后，乐曲舞蹈活动进入到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婚嫁时的哭轿、接房、敬酒、交杯、撒账等多种迎亲歌曲，欢快明畅，与婚礼仪式紧密配合，成套演唱，丰富多彩。亲人去世时丧礼中的哭、丧调，哀婉凄凉。劳动中的采茶歌，婉转动听；上梁赞歌，拉纤号子，或热情奔放，或雄壮浑厚，充满了生活气息。无论大小节日，演戏都是首选。各种祭祀庙会活动，演戏更是必不可少。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徽商的成功崛起，休宁经济实力大增，不仅成为戏曲演出十分活跃的区域，而且也是戏曲艺术传播和交融的重要场所。境内常年活跃的专业戏班达40余个，较有影响的有庆青松班、新彩庆班、老阳春班、新阳春班和二阳春班。民间戏曲活动也很兴盛，集镇和较大的村落均有“鬼火班”“灯棚”等半职业性戏班。演出的剧种有徽剧、目连戏、傀儡戏和黄梅戏等。清代休宁学者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提到了其祖先在日记中记载的徽戏在休宁的演出胜景：“万历二十七年，休宁迎春，其台戏一百零九座，台戏用童子扮故事，饰以金珠缯采，竞斗靡丽，美观也。”“台戏一百零九座”，不是看到赵氏的文章，谁敢想象明时休宁演戏的规模如此之宏大。

信息来源：黄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