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菅义伟即将访美，有消息称，双方将在联合声明中写入“台湾海峡”，以及对中国海警法“严重关切”等内容。与此同时，以安倍晋三为首的一些日本政客正在呼吁对华采取更加强硬的路线。再加上之前日美“2+2”联合声明中直接点名批评中国，日美防长会谈甚至提及台湾问题。上述种种令人担忧中日关系的前景，日本政府若在对华关系上陷入一时冲动，放弃互惠共赢的传统思路，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上台初期的菅义伟曾明确表示将继承安倍的外交衣钵，在继续推进日美同盟的同时，“与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周边各国建立稳定关系”。之前的安倍政权之所以创造出最长执政历史纪录，原因之一就在于安倍巧妙平衡了中美关系，实现了日本利益最大化，“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和平主义”等一系列外交新概念只不过是些华丽点缀。菅内阁似乎也想这么做，在年初施政演说中，他特别强调稳定的中日关系不仅对两国，而且对地区和国际社会也都非常重要。
言犹在耳，日本政府如今却试图跟在美国后面叫板中国，这样的自相矛盾难以相信它有一个稳定的对华政策。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3月29日，中日防务部门以视频方式共同举行了海空联络机制第3次年度会议及防务部门第5次工作层磋商，主要围绕两国海空安全政策、地区安全局势、海空联络机制运行情况及防务交流等交换意见。
会上，中方强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如何盘算，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日方应停止一切在钓鱼岛问题上对中国的挑衅行为，更不要颠倒黑白对中方倒打一耙。中方还就日方近期一系列涉华消极举动表示强烈不满和严重关切，要求日方恪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对中国造谣中伤，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大局。中方强调，制定《海警法》是中国正常立法活动，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针对中美关系发表了一番吸睛的讲话。据日本共同社消息，安倍晋三当日在自民党新潟县支部联合会会议上演讲时宣称，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已成为“中美两国对立的前线”。
报道称，当天安倍谈及对华政策时宣称，“(日本)需要抱着印度-太平洋地区已成为前线的认识和心理准备，致力于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
共同社说，安倍还谈及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以及“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
“美国外交和安保战略上的重要地区移到了印度-太平洋。这意味着《美日安保条约》变得真正重要了起来。”安倍在谈及菅义伟即将访美时这样说。
随后，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布消息称，美国第七舰队旗舰“蓝岭”号两栖指挥舰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金刚级宙斯盾驱逐舰“金刚”号在东海海域开展了联合演习。
“蓝岭”号两栖指挥舰舰长蒂姆·威茨说：“这次双边演习极好地展示了美日团结。演习提供了重要的训练经验，让美日双方人员能够在密切合作的同时安全有效地作战和沟通。”
美国太平洋舰队在消息中称，此次演习的内容包括舰船编队航行、通信和海上机动，目的是增强和改善双方的合作和互操作性。此次演习的独特之处在于“蓝岭”号上的舰载机也出动参加，该舰上的直升机与舰艇编队协同飞行，并在演习期间降落在了日本“金刚”号驱逐舰上。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美准备在4月9日的首脑会谈联合声明中明确写入“台湾海峡的稳定尤为重要”。但该媒体没有明确说明从何处得知此消息。报道称，若联合声明真的涉及台湾，将成为两国领导人对有关“关切”的一次“罕见公开表达”，上一次日美声明提及台湾还是在1969年，且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与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一份声明中称，台湾的安全对日本安全至关重要。
专家表示，如果日美首脑会谈联合声明写入台海相关内容，意味着日本政府决意在中日关系方面突破迄今为止的界限，可能导致当代中日关系基础的“72年体制”遭到重创。“72年体制”是指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时，两国政府围绕台湾、历史、安保、领土争端等问题的处理原则形成的共识体系，是两国领导人对相互关系的经验、教训以及两国的利益进行综合考虑之后达到的结合点。
除菅义伟外，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也有可能于4月下旬赴美参加日美韩三国外长会议。据日本NHK电视台网站报道，如果茂木4月下旬访美得以实现，将是拜登政府成立以来首次举行日美韩外长会议。报道分析认为，应对中国将成为日美韩外长会谈的主要议题，但三国是否会就对华问题表现一致仍有待观察，因为韩国将改善对朝关系作为最优先议题，所以不希望过度刺激中国，并展现出谨慎姿态。而日本如果继续与美国步调一致，有可能面临日中经济关系恶化的风险。若美国进一步要求强硬对华，日本或将被迫作出艰难抉择。
日本近来一直大肆渲染“海警法”议题。据NHK电视台网站报道，在最近几天日本与印度尼西亚举行“2+2”会谈时，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均与印尼官员谈及中国的海警法，甚至菅义伟在会见印尼防长外长时也谈及有关话题。NHK电视台分析认为，在南海问题上，印尼与中国之间存在对立，日本有意从安保层面拉拢印尼共同应对中国。
自中国《海警法》2月1日施行以来，日美的反应不仅强烈，而且显得很突兀。尤其是日本作为批评“急先锋”，利用双边或多边场合近十次表示对《海警法》“严重担忧”。但事实上，那是日美在故意混淆视听。
日美对我《海警法》的批评主要包括管辖海域的范围模糊、允许海警使用武器、允许对外国船舶采取强制措施、海警的“准军队组织”属性等。但无论从国际法还是日美等国的同类法律及海上执法实践看，这些批评都属于反应过度，甚至搞双重标准。
规定“管辖海域”范围与《海警法》的立法宗旨无关，日本等多国的同类法律也未明确规定具体执法范围，越南、菲律宾的《海警法》只是用“管辖海域”加以概括。美国海岸警卫队的执法海域更为宽泛，按《海岸警卫队法》的规定包括“公海或美国有司法权的海域及其上空”。实际上，中国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8月曾出台司法解释，明确了管辖海域的范围。日本防卫省近日还在官方网站提及此事，说明日方对此心知肚明。
在海上执法中必要时使用武器，是国际通行做法。日本海上保安厅除依据《警察官职务执行法》可以和普通警察同样使用武器外，2001年又修改《海上保安厅法》，规定当船舶拒绝停船检查命令并抵抗、欲逃跑时，海上保安厅官员如果认为没有其他手段阻止其前进，也可以有条件使用武器。
至于有外国媒体渲染中国《海警法》授权不经警告就对外国军舰和政府船舶使用武器，更是曲解。该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对可以使用武器的情形做了规定，如非法运载武器弹药、攻击执法船舶或航空器等。根据第四十九条规定，直接使用武器只限于“来不及警告或者警告后可能导致更为严重后果”时，从实践上说这是合理的，而且与《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相一致。
关于强制措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三十条规定，沿海国可以要求不遵守本国法律和规章要求的外国军舰离开领海。日本《海上保安厅法》第十八条规定，当海上保安官认定海上犯罪可能正在进行、损坏建筑物等紧急事态时，可以命令船只停船、变更航线、驶向指定场所等。美国《海岸警卫队法》则规定，可以对“任何船舶”使用武力强制执法。
海上执法力量被纳入军队编制，并在战时担负军事任务，在国际上也属常见。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本就由军队负责海上执法。美国海岸警卫队就是武装力量之一，被称为陆海空军、海军陆战队之后的“第五军种”，平时由国土安全部管理，战时作为海军的一部分行动，其前身“海上缉私队”曾直接参加一战、二战。日本虽在法律上明确海上保安厅属警察性质，但同时规定在防卫行动和安保行动时可根据首相授权由防卫相控制，只不过仍由海上保安厅长官具体指挥。
日美指责中国《海警法》的实施会加剧东海局势紧张，但事实是2020年以来日方不顾中方警告，屡次放纵右翼分子以捕鱼为名前往中国钓鱼岛海域活动，成为局势紧张的重要根源。
日本右翼媒体的版面上经常出现“中国公务船在钓鱼岛周边连续存在XX天”的报道；中方在钓鱼岛领海内的正常巡航也被日媒污蔑为“追击日本渔船”。同时，日本政府一再要求美方确认钓鱼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覆盖范围，并对中方的正常巡航无端指责。
中国《海警法》生效前后，日方炒作达到一个高潮。该法本身与钓鱼岛问题并无直接关联，却被日本对号入座，日本政界、舆论界、学界的右翼势力甚至掀起声势浩大的“批判”统一行动。在国际层面，日本政府谈及中国几乎言必称钓鱼岛，近期则言必称中国《海警法》。在3月16日美日“2+2会谈”中，双方也提及钓鱼岛与《海警法》，并在之后高调宣称要在年内在钓鱼岛举行大型联合军演。
菅义伟目前的政治掌控力与安倍末期相似，各种声音不仅没有停歇，反有愈演愈烈之势。日本防卫省、海上保安厅等屡屡对外放话渲染“钓鱼岛危机”，寻求提升发言权与预算。拜登上台后，菅义伟政府认为美国新政府将延续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同时也会继承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重视盟友、联合对华的路线。此时炒作钓鱼岛问题，有助于提升钓鱼岛问题在日美关系中的地位，让拜登政府更加明确美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
日本以钓鱼岛问题为抓手，试图构建联合制华的网络。日本深知仅靠一己之力无法对抗逐渐强大起来的中国。因此在国际社会，日本近年来在意识形态上强调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国际治理上强调“法律支配”，安全问题上则强调中国在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寻求单方面改变现状”。目的是在国际社会寻找所谓“价值观一致”或“战略利益一致”的友军联合对华。
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极力拉美国“助阵”，表面上是让日本在此问题上的底气有所加强，实际却是让日本被更紧地绑上美国的战车，以后不得不更听美国的话。日本一些人已经在担心，未来拜登政府或许会让日本做更多日本不愿做的事。同时，即使在钓鱼岛问题上对日本再怎么承诺，美国也不会因为日本的态度而决定其对华路线。美国追求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当中美关系缓和时，在钓鱼岛问题上态度过分强硬的日本就有可能陷入被动。这并非没有先例。
日本希望以钓鱼岛问题为抓手和工具构建遏华网络，很可能陷入鸡飞蛋打的尴尬境地。日本这么做是想将其他国家作为其遏华的棋子，但它这样实属不自量力。它极力拉拢的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对华各有心思，不可能为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火中取栗，东南亚国家更不会因钓鱼岛问题而与中国为敌。而日本这么做，却是付出了与中国关系难以顺利发展的代价。
钓鱼岛问题之所以屡屡成为阻碍中日关系的绊脚石，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日本迟迟找不到与中国“正常相处”之道。而之所以如此，从心理上说又是日本“以己度人”的惯性思维所致。日本这个曾经的殖民者深信“国强必霸”，武断地认为中国崛起必然会走它走过的道路。同时也因为这种思维，日本不信“双赢”而信零和。
日本自20世纪末起一直将应对中国崛起作为其外交、安全首要课题，但这些年来日本对华战略方面明显在踌躇、摇摆，突出表现就是对中日关系的政治引领不强，对经济合作犹豫不决，通过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等在战略上加大对中国的牵制、抗衡和威慑。论其原因，对华心理的影响甚大。
一是心理失衡。尽管从幅员、人口、资源等看中国总体国力超越日本属于正常，但日本自甲午战争以来的对华优越感已达百余年，常年居全球第二经济大国地位，而且GDP被中国赶超的速度过快，心理上的不平衡未能马上消解，难以平常心看待中国崛起。
二是战略焦虑。日本曾在经济上遥遥领先于亚洲其他国家，自认为是亚洲在国际舞台上的“当然代表”，在全球秩序方面还雄心勃勃地提出过建立“美日欧三极体制”。但随着中国发展和影响力扩大，日本不仅感到在全球和地区的地位受到威胁，进而担心中国取代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使自己在战略上陷入被动。
三是安全担忧。历史纠葛与现实竞争相加，使中日间安全信任严重不足。日本对中国国力、军力提升日益感到不安，担心会对其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不利。因此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可谓长盛不衰。
以上三种心理相互交织，给日本的中国观和对华战略带来直接影响。其中，前两种心理不仅是潜在的，还有难以言说的部分，因此“中国威胁”就成为日本经常被公开提及的目标话题。
不难发现，“中国威胁论”在日本比在其他国家强烈得多。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每年中国召开两会时，日本官方和各大媒体都把注意力集中于中国的国防预算上，尽管当时中国的军费开支还远不及日本。近年来日本表现出来的对中国威胁的“担忧”远比中国其他邻国明显、强烈。
日本表现出来的对华安全担忧实际上有“虚”“实”之分。“虚”的部分是通过渲染中国威胁在国内制造舆论，推进包括修宪、加强军力在内的政治日程；同时在国际上制造中国以实力改变现状、扩张霸权的印象，以获取外交好处。“实”的部分自然是安全上对中国的真实担心。这主要源自对中国军事力量增长的评估，其中恐怕也有难以言说的内容，即一些日本人由于历史原因而担心中国强大后会向日本“复仇”。这种心理无形中使日本不仅担心中国变得更为强大，而且也使它在发展中日关系时显得更加矛盾和踌躇不前：既想搭中国发展快车、获取合作红利，又想保持距离，甚至一些保守政客和右翼希望日本帮助美国遏制中国、破坏中国发展进程。
这些日本人担心“复仇”的心理不仅有点多余，也显示了其心胸的狭窄。众所周知，新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多次指出，日本侵华战争的责任应该由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承担，广大日本人民也是战争受害者，并放弃了对日战争赔偿要求，目的就是发展世代友好的两国关系。20世纪80年代后历史问题不时影响中日关系发展，但几乎都是起因于日本官员或政治家否认侵略历史等言行刺激中国人民感情，并非中方主动提及。
日本与其担心别国“报复”而难以释怀，甚至因此错过合作机遇，不如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努力增进与受害国民众的沟通，与邻国增进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拉近心理距离、实现共同发展。而如果日本将重点放在对华抗衡、遏制上，必然会给中日关系、地区稳定带来灾难性后果。
来源：环球网、国防部网站、央视新闻客户端等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