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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红色记忆”——陈望道

中国共产党的“红色记忆”——陈望道
陈望道(1891年1月18日-1977年10月29日),男,汉族,中共党员,浙江义乌人,教育家、语言学家、翻译家。原名参一,笔名佛突、雪帆。 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回国后积极提倡新文化运动,任《新青年》编辑,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原民盟中央副主席。

 

  陈望道(1891年1月18日-1977年10月29日),男,汉族,中共党员,浙江义乌人,教育家、语言学家、翻译家。原名参一,笔名佛突、雪帆。

  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回国后积极提倡新文化运动,任《新青年》编辑,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原民盟中央副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长,华东高教局局长,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语言组副组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上海市主任委员。

年轻时期的陈望道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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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他在上海与陈独秀等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时,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这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此同时,陈还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工作。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陈是早期成员之一。是年11月,他还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内部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的创刊工作。12月,担任《新青年》月刊(当时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公开的机关刊物)主编。同时,陈和邵力子将《觉悟》转变为中共的外围刊物,这两份刊物成为中共的重要舆论阵地。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11月,成立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担任第一任书记,至次年6月辞职。以后因党内意见不合而离开组织。直至1957年2月,根据陈望道的要求,经中共上海市委请示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后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陈望道早年投身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白话文。1923年至1926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务主任等职,并参加国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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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参加发起大众语运动,创办并主编《太白》半月刊,团结在鲁迅周围,进行文化战线上的反“围剿”斗争。

  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民盟中央第二届中央委员、常委。1958年民盟中央三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他还任民盟上海市支部第二届常务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员会第三届副主任委员,第四、五、六届主任委员。

  1949年9月,陈望道作为特邀人士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以后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1977年10月29日,陈望道不幸逝世,享年86岁。

  1980年1月23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上海市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为陈望道同志骨灰盒覆盖党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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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方面

  陈望道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和语文研究工作,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所著《修辞学发凡》出版于1932年,全书共分12篇,分别讲述修辞学的各个方面。其特色之一是引例丰富。所引用的书约250部,单篇论文约170篇,方言、白话各种文体兼收并蓄。二是归纳系统,阐释详明。该书在大量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对汉语文中种种修辞方式作了系统而详尽的分析归纳。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的理论,进而把积极修辞分为辞格、辞趣两种。辞格归纳为38格,每格又分若干式,对汉语文中的修辞格式作了全面的概括。陈望道是中国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带进汉语修辞领域的学者。

  他在谈到写作的目的时说,该书“是想将修辞学的经界略略画清,又将若干不切合实际的古来定见带便指破。除了想说述当时所有的修辞现象之外,还想对于当时正在社会的保守落后方面流行的一些偏见,如复古存文,机械模仿,以及以为文言文可以修辞,白话文不能修辞,等等,进行论争,运用修辞理论为当时的文艺运动尽一臂之力”(《1962年重印前言》)。《修辞学发凡》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体系,开拓了修辞研究的新境界。刘大白(1880年~1932年)在序言中指出,正如《马氏文通》(1898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著作一样,《修辞学发凡》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著作,“书中既引古人文章为证,并及今时通用语言,不但可以为通文者之参考印证,而且可以为初学者之津梁。”(《修辞学发凡》初版刘序)

语文改革

  陈望道也是语文改革的积极主张者和实践者。早在30年代,他就积极提倡新文字运动,并组织和领导当时上海的语文运动。他主编《每日译报》的《语文周刊》,经常在拉丁化新文字的理论刊物《中国语文》上发表文章,有《中国语文的演进和新文字》(1938年)、《拉丁化北音方案对读小记》(1938年)、《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1939年)、《语文运动的回顾与展望》(1940年)、《从“词儿连写”说到语文深入研究》(1940年)等,并编制了《拉丁化汉字拼音表》(1938年),对语文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49年以后,他积极支持文字改革和普通话推广工作,曾多次参加有关这些工作的专门会议。在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中,他为确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的科学概念,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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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语

  陈望道还发动了“大众语运动”,于1934年先后发表了《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建立大众语文学》《这一次文言和白话的论战》《大众语论》《怎样做到大众语的“普遍”?》《文学和大众语》等文章,对大众语的建立提出许多科学性、建设性的意见,促进了文学语言的大众化和大众语文学的发展,同时也为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实践“大众语”,他于1934年 9月创办并主编《太白》半月刊,首次创建“科学小品”新文体,开辟“掂斤簸两”新栏目,专登匕首式的杂感,并首倡采用民间的“手头字”。

其他方面

  此外,陈望道所著的《作文法讲义》(1922年),是中国有系统的讲作文法的第一部书。他还是最早在刊物上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学者之一。陈望道从事文化学术活动和教育工作达60年,几乎涉猎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撰写和翻译了许多论文和著作。他的论文和著作,已由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成《陈望道文集》3卷(第1卷1979年,第2卷1980年,第3卷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陈望道语文论集》(1980年,上海教育出版社)、《陈望道修辞论集》(1985年,安徽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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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教育

  陈望道先生是我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和党的早期成员之一,深深懂得干革命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办教育同样离不开党的领导。在他主持复旦大学行政工作期间,自觉坚持党的领导 ,忠诚于祖国的教育事业。

  当时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有关办学方针、重大决策和干部任免,他都提交党委集体讨论然后作出决定。这就使学校在党委的领导下 ,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取得较大的成就。

  陈望道先生自1920年9月到复旦大学任教起,直到1977年10月29日逝世,在复旦大学这块园地里辛勤耕耘了半个世纪。他先后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文系主任、新闻系主任、文学院代院长、复旦实验中学主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学院院长、校长等职,陆续开设了修辞学、逻辑学、文法学、文艺理论、美学、新闻学等课程。他毕生热情培养学生,并鼓励他们走向社会,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和人才。

致力学风

  建设一个良好的学风,对于任何一所大学来说,都是必要的。为了使复旦有一个好的学风,陈校长在一些重要的场合都要谈学风问题。

  1963年他专门向全校师生作了学风问题的报告。陈校长指出:学风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涉及面广,与全校一切人、一切事有关,因此要动员全校所有人都来参与学风建设。同时 ,他又指出:"优良学风的形成,是一个需要长时期的思想上启发和行动上实践的问题。但是主要是思想先行。"陈校长的报告在全校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通过这次全校范围对学风问题的讨论 ,大大促进了学校优良学风的建立。许多学生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学生学业基础扎实,毕业后分配到祖国各地,大都成了栋梁之才。

图片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重视研究

  陈望道先生在复旦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对科学研究也十分重视。他清楚地认识到,搞好教学,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是大学的一件头等大事。但是,如果学校不同时重视和发展科学研究 ,教学水平就无法提高,培养高水平的人才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陈校长极力倡导开展经常性的学术研究工作,并且强调学术研究中的科学态度。

  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一书曾得到毛泽东同志和海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在市委和校党委支持下,他在我校设立了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后来在改为语言研究室),由他亲自主持工作,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1961年,陈望道先生担任《辞海》主编的任务。经过全体编写人员四年的辛勤劳动 ,《辞海》于1965年出版了。

  1975年以后,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但仍坚持学术研究,最后竟然在病榻上完成了《文法简论》一书的定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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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译巨著

  在经历了闻名全国的“一师风潮”后,陈望道感到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应该从制度上进行根本改革。因此,必须有一个更高的判别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基于这一认识,他潜心研究新思潮,翻译《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最重要的纲领性文献,内容博大精深,表述文采飞扬,要翻译这部经典著作,把这些都通过中文确切地传达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共产党宣言》在中国虽然早有不少人作过介绍,但有的只是摘录,有的半文不白。所以,完成一部完整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就非常必要了。翻译者起码得具备三个条件:对马克思学说有深入的了解,至少得精通一门外语,要有很高的汉语言文学的素养。这样,才有可能把这部经典著作译得准确无误。

  于是,陈望道担负起了这个重任,应上海《星期评论》社的约请,依据英文本和日文本,在1920年的早春,回到故乡——浙东的山村分水塘,开始了他的翻译工作。

墨汁当糖

  陈望道就住在陈宅旁破陋不堪的柴屋中,里面有一块铺板和两条长凳,既当书桌又当床。时值早春天气,还相当寒冷,到了夜晚,刺骨的寒风透过四壁漏墙向他袭来,冻得他手足发麻。陈望道的一日三餐和茶水等,常常由母亲给他送过来。为了让陈望道补补身子,有一次,母亲特地弄来糯米,包了粽子送来给他吃,还加上一碟当地盛产的红糖。过了一会儿,母亲在屋外高声问他,还要不要再添些红糖,他连声答话:“够甜够甜了。”待到母亲进来收拾碗碟,只见他满嘴的墨汁,不由得哈哈大笑。原来,陈望道专心致志地译书,竟把墨汁当做红糖蘸着吃粽子,自己却全然不觉。就这样,陈望道以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进行翻译,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伴随着他送走了无数个漫长的寒夜,迎来了黎明前绚丽的曙光。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终于在分水塘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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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售罄

  1920年4月末,陈望道终于译完《共产党宣言》全文,再经陈独秀与李汉俊二人校阅。 陈独秀想方设法给予出版。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问世。

  此书一出版,就在社会上,尤其是文化思想界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广泛欢迎,在上海首次出版印刷1000本,很快售尽。当即再版,9月重印,仍然旋即售罄。后来又一次一次地再版重印,到1926年5月止,已经达到了重印17版之多,成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内流传最广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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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建党

  20世纪20年代,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陈望道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

  1920年5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人以《新青年》编辑部为中心,经常开座谈会,研讨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在研讨过程中,他们都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于是,就先秘密组织起来。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早期共产党组织。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先后参加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十余人,陈望道是其中之一。

重睹宣言

  由于后来国民党将《宣言》定为“禁书”,不准再版,见之即查缴,陈望道本人手中一本都未能保存。1975年1月,陈望道去北京图书馆参观,副馆长鲍正鹄教授取出该馆珍藏的1920年9月版《共产党宣言》,特请译者陈望道签名纪念时,年已85岁高龄的陈望道才得以重见他所翻译的《宣言》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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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望道故居分水塘是义西夏演乡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周围山峦重叠,邻着浦江县。因这里的水流分别流入义乌和浦江,故称分水塘。1891年1月18日,一位给中国的命运带来直接影响的人物--著名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语言学家、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望道就诞生在这个村子里。

  古居右角不远处是陈家的柴屋。1919年,陈望道从日本留学回来,因提倡思想解放,被当局以“非孝”、“废孔”和“共产”、“共妻”的罪名而遭查办时,回到家乡,并在这柴屋中首译了《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后来,柴屋焚于火中,而他翻译的经典著作,却为中国革命“盗取”了“天火”,照亮了革命者的道路。

  陈望道故居陈列着他的生平事迹、照片和部分珍贵书籍,是让人们了解革命的绝好教材。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编辑策划:张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