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天津

解放天津

天津战役为1949年1月平津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对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城市攻坚战。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指挥野战军主力5个军22个师和特种兵司令部之炮兵、坦克、工兵等,共34万人夺取天津。此役,人民解放军以伤亡2.3万人的代价,取得歼灭国民党军13万余人与占领天津的胜利,为和平解决北平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基本结束。东野正处于休整之中,大量城市需要巩固,数十万国民党降兵需要消化吸收,东野全军上下都以为要休整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有新的作战任务。只有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少数野战军最高领导,才知道中央正在酝酿调东野入关参加平津战役的重大部署,部队将会面临极为艰巨的新任务。

  果然,11月16日至18日,中央给东野连发三电,要求东野缩短休整时间,迅速入关参加平津战役,防止傅作义集团50多万人南逃江南或西撤绥远。东野首长坚决遵守中央指示,主力部队于11月23日分路入关。

  进入平津地区后,东野按照中央意图,首先对塘沽进行了试探性进攻。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预定作战方针,新保安、张家口战役后,人民解放军应该进行塘沽战役。截至1948年12月20日,东北野战军在天津、塘沽地区集结了第二、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及特种兵纵队大部。当天,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等:“塘沽战役的指挥由你们担任,参加攻击的兵力待敌情弄明白后再决定。盼你们即详细进行侦察并提出整个作战意见。如塘沽之敌向军粮城前进,接应天津之敌突围时,则须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12月24日,林、罗、刘决定以第二纵队、第七纵队、第九纵队、第十纵队第二十九师,在第七纵队领导统一指挥下攻击塘沽、大沽之敌,攻击时间暂定为12月27日。

  邓华受领任务后,命部队进行侦察,同时以少量部队进行试探性攻击。试攻中,解放军虽占领了几个村镇和一些盐滩地,但伤亡较大。第七纵队第二十师攻击海滩车站,歼敌700余人,伤亡600余人。第七纵队第二十一师配合友邻部队攻占塘沽西北的新河镇,歼敌140余人,伤亡400余人。邓华、吴富善等人分析试攻情况后,命部队暂停攻击。

  1948年12月25日,邓华、吴富善与第二纵队司令员刘震、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对塘沽地区地形、敌情进行实地侦察,一致认为进行塘沽战役的条件还不成熟。根据考察情况,邓华及时向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作了汇报。

林罗刘在东北

    当天,林彪致电中共中央军委:“七纵报来塘沽地形情况,转报如下:(一)东为渤海,南为海河,我无法四面包围,炮火亦很难封锁海口,敌可背海顽抗,实难断敌退路,全歼敌人。(二)除渤海、海河之外,河沟很多,虽宽一丈左右,但水深及腹,潮来更深。除铁路电道与铁路东一条小道原有桥外,其余不易通过,而敌则可凭河沟坐守。(三)北宁路南有断续房屋,较好接近。西北直至海边均为草地、盐田,广阔平坦,潮湿泥泞,挖沟有水,不便部队展开及攻击。(四)市街狭长,虽可并肩由西向东打,但部队展开亦有限度,且形成平推,最好是南与北腰斩敌人为几段。但北面地形很坏,虽然在铁路、公路以东有一条小道,但河沟更多,不可能成为主攻,故断市内敌人之退路,与分割新港敌是困难的。(五)市内河沟池沼亦多,市街断续空地很多,便于敌人采取纵深据点配备。我则是连续的突破,费劲,费时,而敌陆海炮火均可配合。(六)目前作战形势需要打塘沽,而且要快,但从地形来看很不好打,必须有充分的准备,仓促过急会打莽撞仗,如海滩战斗代价很大,时间很长,还不能歼灭敌人。此次为我们入关第一个大仗,故必须慎重从事,充分准备。二纵、九纵及炮兵均须于明日集结完毕,故攻击时间推至月底打为宜,最好下月初。据我们估计,塘沽为平津敌人唯一退路,如不打而跑的可能较少(据供,敌人要守,到塘沽后赶筑工事便可证明)。万一跑了于敌更为不利,而便可打天津、北平。反正迟打、早打,退路步兵难切断的,还是以充分准备,细密组织为好。我们当尽一切克服困难,完成任务。请指示,保证坚决执行。”

    12月26日5时,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林彪、刘亚楼:“(一)转来七纵报告已悉。(二)请调查大沽、塘沽是否不久就会封冻,在封冻以后是否可以从海上攻击塘沽。(三)攻击塘沽以推迟至下月上旬为适宜。”

  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特种兵司令员萧华来到北塘第七纵队指挥部,听取邓华、吴富善对塘沽敌情、地形和打塘沽得失利弊的分析。一致看法是,打塘沽得不偿失,攻取天津对切断北平之敌东逃的去路更为有利。缓打塘沽,即使敌人跑掉一个军也无关大局,扭转不了平津地区国民党军覆灭的命运。当晚,刘亚楼、萧华、邓华、吴富善等人进一步商议,正式提出缓打塘沽的建议。


  当天,林彪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平津敌突围象征甚多,塘沽、大沽目前水的阻碍太大,兵力用不上,故对两沽的攻击时间拟予推迟。”22时,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林彪:“(一)既然平津敌突围象征甚多,目前攻击两沽亦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两沽时间,并请考虑将迫近两沽之我军向后撤退,敌人见我不去攻击就不一定会逃跑。若干天后海边封冻,再考虑是否攻击。该敌只有五个师,即使从海上跑掉也不要紧。(二)平津两敌则应严防突围逃跑,四纵到后请考虑兵力是否足够,如不足够则应调杨成武部甚至杨得志部参加平津作战。你应考虑平津两敌同时突围,我军同时歼灭两敌于突围之际的整个部署。(三)如果平津两敌确有突围征候,即应断然放弃对两沽之攻击计划,将对两沽主力移至平津之间,只以一部隔断津塘、津沽联系,改变目前平分兵力的形势(这是从平津敌不会突围这一点出发而作的部署)。”

  1948年12月27日,是原定攻击塘沽的日期。由于战场形势出现特殊情况,塘沽战役已经不能如期进行。这一天,林彪致电中共中央军委,陈述战役推迟的理由及下一步作战设想:“我军决暂停止攻击两沽,等候四纵到达北平附近,和等候两沽结冰。如在结冰后敌仍未突围,那时我们拟佯攻两沽,诱敌突围而歼灭之。如敌仍不突围,则以速决战动作,歼灭两沽之敌,以便集力对付平津。”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林彪、刘亚楼经调查研究,认为应该放弃攻打塘沽计划,全力攻打天津。1948年12月29日11时,他们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汇报了放弃塘沽、转攻天津的基本意见。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军委复电:“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于是,东北野战军决定,原定围攻塘沽的部队,除留一部监视塘沽国民党军外,其余向天津方向转移,准备攻取天津。东北野战军总部决定组建天津前线指挥部,由刘亚楼担任战役指挥。

刘亚楼故布疑阵

刘亚楼

  中央给东野设置了一个期限:3天内必须解决天津。

  刘亚楼欣然领命,并向林彪、罗荣桓表示:根本不用3天,30小时就能打下来。

  刘亚楼的信心,一方面来自于34万人对13万人的兵力优势,也来源于天津国军的机械与呆滞。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在原侵华日军工事基础上,耗费巨资,加修永备工事,筑大型碉堡380余座,小型碉堡数以千计。还结合市内高大建筑,构建若干个既能独立坚守、又能以火力互相支援的防御要点。环绕市区周围,还挖有一条宽10米、深三四米、水深一二米的护城河。护城河外侧密布铁丝网、地雷,内侧筑有土墙,土墙上有铁丝网、电网,每隔30米筑有一座碉堡。陈长捷自诩“大天津堡垒化”,天津城防“固若金汤”。

  守备天津的国民党军为第八十六军、第六十二军等部共10个师,连同特种兵和地方部队在内,总兵力13万人,统归津沽防守司令部副司令兼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陈长捷指挥。陈长捷虽感到固守天津是走投无路,但仍企图凭借坚固工事和充足粮食、弹药,拼死抵抗。他将天津市区划分为三个防区和一个核心区,部署兵力。陈长捷的防守特点是,以市区北部为重点,城北兵力较强;市区南部工事较强,但兵力较弱;中部兵力和工事则都比较弱。

  陈长捷对蒋家王朝十分忠诚,对他的顶头上司傅作义更是死心塌地,声称绝不像东北郑洞国、曾泽生等人不战而降,将效法苏联朱可夫死守斯大林格勒的精神,在天津逐屋抵抗,寸土必争。蒋介石到天津视察守备情况,对陈长捷旺盛的斗志和“缜密”的战备十分赞赏。

陈长捷

  不过陈长捷心里没底,不断搜集东野兵力部署信息,试图判明解放军真正进攻方向,以更加有效地分配防守兵力。为此,陈长捷假装派人出城谈判,以获知刘亚楼的指挥所具体位置。

  之前东野林彪、罗荣桓曾给陈长捷写过一封劝降信,但陈毫无回应,刘亚楼早已知道陈长捷决心顽抗到底,这次派人出城谈判的真实目的也不就言自明了。但刘亚楼没有拆穿,而是将计就计,借助这次谈判会面,又给陈长捷下了一剂迷魂药。

  谈判会面地点设在天津城南的杨柳青,刘亚楼的指挥所就在附近,本可以很快赶到,但他却让司机到天津发电厂绕了一圈,磨蹭了将近1小时才到。见面时还向陈长捷的谈判代表石作韶等人道歉说,城北道路狭窄,老百姓的房子被国军烧了,都在拦路告状,车太不好走了,所以迟到了。

  双方不疼不痒地谈了一些问题后,谈判代表回城向陈长捷报告了原委,陈长捷据此判断,刘亚楼从城赶来,指挥所必然在那里。

  之前城东北部各军侦察,解放军派了一些部队开始试探性攻击(实际是东野的佯攻部队),综合这些消息,解放军主攻方向必然是城北。于是陈长捷将其王牌151师从城中心金汤桥核心防守区抽调到城北。

  刘亚楼信手一施,居然就有如此结果,也是他事先没有料到的。战场上掌握敌方情报信息固然重要,但若把对方行动看得过重,弄得风声鹤唳,反而会导致己方误判。

  若在平时,陈长捷自然不会被刘亚楼的迷魂药干扰,但解放军数十万人兵临城下,重压之下产生误判也属正常,结果致命国军部队跟着解放军主将的指挥棒走。

隐蔽战线功不可没

  正面战场紧锣密鼓地推进,我党地下情报战线也在紧张地运转。天津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指示地下党组织广泛开展搜集敌人重要军事、政治等情报的工作。同时,天津周边的冀中、冀东等解放区党委,也积极开展了这一工作。华北军区平津情报站等军事部门,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期间,东北野战军情报部、华北军区平津情报工作站及冀中军区情报部门,与天津地下党组织密切协同,展开积极稳妥的情报工作。为配合东北野战军情报部工作,华北军区平津情报工作站,通过打入敌军内部的情报人员,建立了秘密电台,并始终保持畅通无阻。

  从东北野战军包围天津开始至战斗结束,这部秘密电台发出的束束电波,将所获得的守敌对我军主攻方向的判断、兵力部署和调整,以及津、塘敌动态等情报,及时传送到我军前线指挥部,为我军对各种情报的正确判断和作战计划的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情报站还通过各种渠道,掌握到敌高层内部种种矛盾与隔阂、天津市警察局设防部署和将要破坏的目标等情报。正是情报工作的准确,29个小时解放天津才具有了可靠的基础。

  麦璇琨,毕业于天津工商学院,194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国民党天津工务局工作,负责城防第八段工程监工。据麦璇琨回忆,当知道是为国民党修建工事时,他抵触情绪很大,向时任天津地下党市政工委书记王文源汇报,王文源指示他坚持下去,以便画出整个城防图交给组织。于是,麦璇琨利用工作之便,对碉堡进行放线测量,搜集各个施工段要图,标注碉堡准确位置,并用不同圆圈区别出不同类型,还附加护城河参数、枪眼位置和诸多工程技术元素,最终绘制出一张价值极高的总图交给王文源。

  1947年9月,王文源通过地下党员刘铁淳找到以开照相馆为掩护的康俊山。他们连夜将总图拍成两张相片,经药水处理后分别粘贴在一张老翁和一张老妪的相片上。这种相片再经药水处理,即可显示原本内容。相片随即交给地下党员赵岩。拿到东西后,赵岩一不问来历,二不问内容,只是想着如何能够顺利出城。赵岩在接受出城盘查时称,两张相片为过世老人,农村条件有限,只能拿到市里放大,出城是要带走相片回去祭祀用,顺利骗过国民党守军。直到上世纪80年代,在一次采访中,赵岩才得知他当年行动的意义。

  陈长捷任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后,对工事进行多重加固,并调整兵力部署,许多细节出现变化。1948年12月,拥有丰富行动经验的地下党员张克诚在得知上级需求后,力求获取新的城防图。当时,张克诚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天津工务局职员,他发现工务局工程师常学诗手里握有一份重要图纸。某天,常学诗去找工务局局长,忘记把图纸收起来,回来后也未将图纸收好。张克诚果断将图纸带回家中,和表弟一起描摹。为避免灯光暴露,他用被子蒙住窗户。不过,两人描了一整晚也没完成。经一番权衡后,张克诚决定将图纸留下暂不送回。次日,张克诚正常上班,发现常学诗到处找东西,便问在找什么,常学诗未吐实情,于是张克诚便知其一时半会儿不会向上级汇报丢失图纸这一情况。

  最终,新的城防图被辗转交到担任过华北军区侦察科科长的乔兴北手中,在天津战役前呈报给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据说,刘亚楼依据麦璇琨、张克诚送来的新旧两张图,以及其他地下党员送来的情报,制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割后围、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天津。

  后来东野调来炮兵向天津城内猛轰,老百姓只听见大炮响,却不见炮弹来,纷纷传言解放军的大炮长眼睛,只打国民党,不打老百姓。

    刘亚楼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曾说,在战役开始前就拿到详细的天津城防图,地下党员对天津战役的胜利贡献很大。

  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也在《天津战役总结》中明确指出:“由于情报工作提供了详细、准确的城防工事图,使我军迅速掌握了敌情,因而下决心、订计划、部署兵力都有了确实可靠的依据。”

我军历史上最干净、利落、精确的城市攻坚战

 

  东野打过四平、锦州,在城市攻坚战上吃过亏,所以在发动总攻前,刘亚楼向各部队提出了攻城三原则,再次高度体现了东野部队善打算盘不浪战、爱护士兵以及提高战斗效率的特点。

  1.突破前沿战斗中,炮兵坦克的火力掩护、爆破组的开道、架桥组的架桥、尖刀连的勇猛突击,务必密切结合,做到协同动作完满、突破前沿有保证。

  2.应在思想上和部署上有打退敌人反冲锋的准备,把打退敌人反冲锋看作是消灭敌人的一种必要手段。

  3.在战法上运用“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战术。

  刘亚楼曾形象地比喻,天津城的防守,就像小孩子穿大棉袄——处处漏空。我军兵力有优势,应当敢于舍弃敌人以碉堡为中心的防守地段,向其兵力无法顾及的空白地带穿插,彻底粉碎敌人的防御体系,让他们的碉堡变成孤岛,陷入我军汪洋之中。待占据城区大部分,再回过头来一个一个啃掉。


  事实证明,正是这一原则,不仅战略上一举瘫痪了陈长捷的堡垒防御体系,还在战术上让国民党一线部队呆若木鸡。解放军冲入城中后,遇到碉堡并没有不要命地玩炸、冲、再炸、拿下的经典套路,而是留下部分兵力牵制,更多的人山呼海啸地冲入城内空白区。

  等解放军再回过头来打碉堡,国军部队彼此之间失去联系,很多工事内的敌军都陷入绝望之中,不怎么抵抗就投降了。这无疑从相当程度上减少了解放军战士的伤亡。

  14日上午10时,解放军发起总攻,至15日凌晨2时,东进集团与西进集团在城中心金汤桥会师,胜利地实现了拦腰斩断天津的计划。与此同时,两集团迅速向南北两翼进攻,狠狠咬住各自当面敌人,使其首尾不能相顾。


  15日5时,东野部队攻至天津警备司令部指挥所,负隅顽抗的国军抵挡不住,防线一点点压缩到陈长捷所在的司令部地下室。1纵1师1 团6连副排长邢春福率战士王义凤率先冲入地下室,生俘陈长捷、副司令傅宗鼎、国民党高级战地视察官程子践等50余人。

  陈长捷此时已不复战前的蛮横强硬,脸如死灰地向仍在抵抗的各支部队打电话下令,停止抵抗,全军投降。

  至15日下午3时,天津城内结束了战斗,这座华北最大的工业城市回到人民的怀抱。

  此战,东北野战军共歼敌2个军10个师共13万人,战斗仅仅花了29个小时。由于采用的战略战术得当,34万攻城部队仅伤亡了2万人,伤亡率仅6%,相比太原、济南、上海等经过大规模城市攻坚战才获得的大城市战役,这个伤亡率创了最少纪录。

  天津攻坚战是平津战役中东北野战军首次在水网低洼地形条件下,对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实施的大规模战役。此次战役中,步兵、炮兵、工兵、装甲兵等诸兵种协同作战,显示出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坚能力。以军事手段彻底消灭敌人的天津攻坚战,被毛泽东称为“解放战争的三种基本方式之一”,对此后的解放战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为和平解决北平创造了有利条件。

 

    来源:中国军网、百度百科、中华网、搜狐网等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