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膳发源于我国传统的饮食和中医食疗文化，药膳是在中医学、烹饪学和营养学理论指导下，严格按药膳配方，将中药与某些具有药用价值的食物相配，采用我国独特的饮食烹调技术和现代科学方法制作而成的具有一定色、香、味、形的美味食品。简言之，药膳即药材与食材相配而做成的美食。它是中国传统的医学知识与烹调经验相结合的产物。它“寓医于食”，既将药物作为食物，又将食物赋以药用，药借食力，食助药威，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既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又可防病治病、保健强身、延年益寿。本期策划，小编为您介绍我国药膳的发展简史。
在人类社会的原始阶段，人们还没有能力把食物与药物分开。《韩非子·五蠹》记载：“上古之世……民食果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淮南子·修务训》也记载：“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说明了远古时期的先民，确实曾受到有害饮食所致疾病的折磨和困扰。
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到哪些食物有益可以进食，哪些有害而不宜食用。《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生动地说明了先民在寻找食物过程中，避开有毒的，摄取无毒食物的情况。同时，人们发现有许多种类的食物可以解除疾病所带来的痛苦，有些食物吃后具有强身健体的作用。于是，许多即可果腹，又可疗疾的食物被人们所重视，这就是中医学中“药食同源”的理论依据。
现代考古学家已发现不少原始时代的药性食物，现代民族学也发现一些处在原始时代的民族会制作具有药物作用的食品。这些都证明药膳确实可以说起源于人类的原始时代。但这种原始的药膳雏形还不能说是真正的药膳，那时的人们还不是自觉地利用食物的药性。
那么真正意义的药膳在中国究竟起源于何时，又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呢?中国自文字出现以后，甲骨文与金文中就已经有了药字与膳字。而将药字与膳字联起来使用，形成药膳这个词，则最早见于《后汉书·列女传》。其中有“母亲调药膳思情笃密”这样的字句。《宋史·张观传》还有“蚤起奉药膳”的记载。这些记载证明，至少在一千多年以前，中国已出现药膳其名。而在药膳一词出现之前，中国的古代典籍中，已出现了有关制作和应用药膳的记载。
《伊尹汤液经》。（图源于网络）
据文献记载，中国药膳食疗保健起源可以追溯到夏禹时代。此时已有多种烹调方法，如商代伊尹制汤液，他的烹调技术高明，担任汤王的厨师。
从甲骨文记载看，有禾、麦、黍、稷、稻等多种粮食作物，已能大量酿酒。在商汤之前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中，已发现有陶制的酒器。酒是饮料并具有明显的医疗作用，后人认为它有“邪气时至，服之万全”的作用。由于它是有机溶剂，能溶解出更多的有效成分，所做成药酒，后来又发展成麻醉剂。在食疗烹调中也经常用酒。
相传仪狄曾作酒献给夏禹品尝以健体。《诗经·风·七月》所谓“为此春酒，以介寿眉”，是说酒有延缓衰老、益寿强身的作用。至商代，伊尹制汤液，著《汤液经》，以烹调之法疗疾。《吕氏春秋·本味篇》载有：“阳朴之姜，招摇之桂”，姜和桂都是辛温之品，有抵御风寒的作用，又是烹调中常用的调味品。以此烹调成汤液，既是食品，又可是汤药，说明商代已有朴素的饮食疗法，这已经具有食疗药膳的雏型了。
周代，人们对饮食已经相当讲究。尤其在统治阶级中已经建立与饮食有关的制度与官职。《周礼·天官》所载的四种医中，食医居于疾医、疮医、兽医之首。食医的职责是“掌和王之六食、六欲、六膳、百馐、百酱、八珍之齐。”可见当时已经明确了饮食与健康的密切关系。
春秋末期的教育家孔子，对饮食卫生提出具体要求，如《论语·乡党》中写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等提法，都是从保健的目的出发的。通过讲究饮食，以防止疾病的发生，保健食疗的目的是明确而自觉的心理和行为。说明食疗药膳的是早期发展，已经进入到萌芽阶段。
《周礼》中记载了“食医”。食医主要掌理调配周天子的“六食”、“六饮”、“六膳”、“百馐”、“百酱”的滋味、温凉和分量。食医所从事的工作与现代营养医生的工作类似，同时书中还涉及了其他一些有关食疗的内容。《周礼·天官》中还记载了疾医主张用“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疡医则主张“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等。这些主张已经是很成熟的食疗原则。这些记载表明，中国早在西周时代就有了丰富的药膳知识，并出现了从事药膳制作和应用的专职人员。
《黄帝内经》。（图源于网络）
经过长期实践所积累的经验，使食疗药膳的知识逐渐向理论阶段过渡。到了战国时期，终于有了有关食疗的理论，标志着食疗的飞跃发展，具体的体现在《黄帝内经》的有关章节，书中提出系统的食疗学理论，对中国的食养、食疗和药膳的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载有：“凡欲诊病，必问饮食居处”、“治病必求其本”、“药以祛之、食以随之”。并说：“人以五谷为本”，“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味入口、藏于肠胃”，“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
与《黄帝内经》成书时间相近的《山海经》中也提到了一些食物的药用价值：“枥木之实，食之不老”。上述医籍的记载，说明在先秦时期中国的食疗理论已具雏形。《黄帝内经》中共有13首方剂，其中有8首属于药食并用的方剂。其制作方法是将前三种食物研末为丸，以鲍鱼汤送服。主要用于治疗血枯病。说明这时药膳的制作与应用也较成熟。
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药物学专著，共收载药物365种，其中载药用食物50种左右，如酸枣、橘柚、葡萄、大枣、海蛤、干姜、赤小豆、粟米、龙眼、蟹、杏仁、桃仁等，包括米谷、菜蔬、虫鱼、禽、肉等“食药物”，并记载了这些药物有“轻身延年”的功效。说明当时对于一些食物的药用价值已经给予重视和肯定。至于药膳之提出大抵在东汉时期已有记载，如《后汉书·列女传》中有“母亲调药膳……思情笃密”家庭药膳的记载，可谓药膳一词之肇端，下之以往，多有沿用。
东汉著名大医学家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不乏有食疗药膳的有关内容，《金匮要略》著有“食禁”专篇，列举了治少阴咽痛的猪肤汤和治产后腹痛的当归生姜羊肉汤，以及桂枝汤、百合鸡子黄汤等，这些食疗方至今还被临床所常用。张仲景所说：“所食之味，有与病相宜，有与身为害，若得宜则益体，害则成疾”，他对食物疗法在治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已经说得相当明确了。
这一时期有关食疗药膳专著面世，据《汉书·艺文志》、梁代《七录》记载，如《神农黄帝食禁》、《黄帝杂饮食忌》、《食方》、《食经》、《太官食经》、《太官食法》，可见这一时期的食疗与药膳已得到相当重视，可惜这些专著都已佚失。
秦汉时期药膳有了进一步发展。东汉末年成书的《神农本草经》集前人的研究载药365种，其中大枣、人参、枸杞、五味子、地黄、薏苡仁、茯苓、沙参、生姜、当归、杏仁、乌梅、核桃、莲子、龙眼、百合、附子等，都是具有药性的食物，常作为配制药膳的原料。
汉代名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方论》进一步发展了中医理论，在治疗上除了用药还采用了大量的饮食调养方法来配合，如白虎汤、桃花汤、竹叶石膏汤、瓜蒂散、十枣汤、甘麦大枣汤等。在食疗方面张仲景不仅发展了《黄帝内经》的理论，突出了饮食的调养及预防作用，开创了药物与食物相结合治疗重病、急症的先例，而且记载了食疗的禁忌及应注意的饮食卫生。汉代以前虽有较丰富的药膳知识，但仍不系统，为中国药膳食疗学的理论奠基时期。
汉代以前的食疗，是理论奠基期，对于食疗药膳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与指导作用。
晋唐时期为药膳食疗学的形成阶段。这时的药膳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专门著述。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北魏崔洁的《食经》、梁代刘休的《食方》等著述对中国药膳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魏晋以来，食疗在一些医药著作中有充分反映。东晋著名医家葛洪著有《肘后备急方》，载有很多食疗方剂，如生梨汁治嗽;蜜水送炙鳖甲散催乳;小豆与白鸡炖汁、青雄鸭煮汁治疗水肿病;小豆汁治疗腹水;用豆豉与酒治疗脚气病等等。他还进一步指出“欲预防不必待时，便也酒煮豉服之”把食疗应用到预防疾病方面。南北朝时期，陶弘景著有《本草经集注》，是中国药物学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记载大量的药用食物，诸如蟹、鱼、猪、麦、枣、豆、海藻、昆布、苦瓜、葱、姜等日常食物及较罕用的食物达百多种。并较深入地提出食物的禁忌和食品卫生。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其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中设有“食治”专篇，标志着食疗学已经是一门独立学问，成为独立的学科。书中除集中叙述五脏喜恶宜忌，食物气味、归经以外，还着重论述食疗在医药中的地位，指出其重要性。他提出：“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是故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提出能否正确应用食疗药膳治病作为衡量医者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并强调：“夫为医者，当须先调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他把食疗药膳作为治病疗疾的首选对策，可见他对食疗的重视，把食疗学提到相当高的地位。他还列述了可供药用食物共164种，其中果实类29种、菜蔬类50种，谷米类27种，鸟兽类40种。详述每种食物的性味、毒性、治疗作用、归经、宜忌、服法等。孙思邈还指出：“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情爽志以资气血”、“凡欲治疗，先以食疗;既食疗不愈，后乃用药耳”;并认为“若能用食平疴，适性遣疫者，可谓良工，长年饵老之奇法，极养生之术也”。
孙思邈的弟子孟诜集前人之大成编成了《食疗本草》。这是中国第一部集食物、中药为一体的食疗学专著，共收集食物241种，详细记载了食物的性味、保健功效，过食、偏食后的副作用，以及其独特的加工、烹调方法。孟诜也因此被誉为世界食疗学的鼻祖。书中还注意到食疗药膳药具有地区性的差别，说明当时已经广泛应用食疗和药膳治病以及调理身体健康。如孙思邈的羊肉黄耆汤、是治疗虚弱的食疗要方。这些药膳已成为中国民间常用食疗方剂，在实际生活中普遍应用。
这时还有医博士昝殷编著的《食疗心鉴》、南唐陈士良的《食性本草》，都是在晋唐时期出现的专门论述食疗功效的专著，将食疗、药膳作为专门的学科进行详细的论述。
唐代中另一重要著作《外台秘要》中也有许多食疗药膳方剂。书中关于食物禁忌叙述尤其详细，对大多数病症下的治疗都列出明确的禁忌，包括忌食生冷、油腻、荤腥、酒等。这些都是通过长期实践所取得的宝贵经验。除上述外，隋唐时还有一些食疗专著，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食疗药膳专著，终于使食疗药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为食疗药膳的全面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宋元时期为食疗药膳学全面发展时期。宋代官方修订的《太平圣惠方》专设“食治门”，记载药膳方剂160首，可以治疗28种病症，且药膳以粥、羹、饼、茶等剂形出现。元朝的统治者也重视医药理论，提倡蒙、汉医的进一步结合和吸收外域医学的成果，由饮膳太医忽思慧所编著的《饮膳正要》为中国最早的营养学专著，收载食物203种，除了谈到对疾病的治疗，首次从营养学的观点出发，强调了正常人应加强饮食、营养的摄取，用以预防疾病，并详细记载了饮食卫生、服用药食的禁忌及食物中毒的表现，颇有见解。
北宋王朝几位统治者，对医学的发展颇为重视，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如成立整理医著的“校正医书局”以及药学机构“太平惠民和剂局”等。北宋官修的几部大型方书中，食疗学作为一门独立专科，得到了足够的注意。如《太平圣惠方》及《圣济总录》两部书中，都专设“食治门”，即食疗学的专篇，载方160首，大约用来治疗28种病种，包括中风、骨蒸痨，三消、霍乱、耳聋、五淋、脾胃虚弱、痢疾等。在药膳方剂，以粥品最多(如豉粥、杏仁粥、黑豆粥、鲤鱼粥、薏苡仁粥等)，成为食治门中的主流。此外还有羹、饼、茶等剂型。《圣济总录》中有酒、饼、面、饮、散等不同形式，且制作方法也较详。
元代的饮膳太医忽思慧著的《饮膳正要》，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营养学专著，它超越了药膳食疗的旧概念，从营养的观点出发，强调正常人加强饮食卫生，营养调摄以预防疾病。他在书中强调：“夫安乐之道，在乎保养……故善养性者，先饥而食，食勿令饱，先渴而饮，饮勿令过，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在令书三卷内容中，首列“聚珍异馔”，作为正常人调摄，强身健体的滋补食品。他在中医药发展史上首先从养生预防的观点出发，提出食物营养的要求。介绍了多种日常饮食的制作，包括汤类16种、粉类6种、面类8种、羹类4种、粥类4种。至于食疗药谱，治疗各门类疾病的方剂也很多，如桃仁粥，桃仁三两去皮尖和入煮粥，治疗咳嗽胸满喘急;黑牛髓煎，用黑牛髓半斤，生地黄汁半斤，白沙蜜半斤共熬为膏，治疗肾弱、骨败，瘦弱等，都是典型的药膳。其它如香圆煎，枸杞茶，荔枝膏等都是简便易行的食疗方剂。末卷还把203种食品按米谷、兽、禽、鱼、果、菜和料物7类，介绍其性味及疗效。《饮膳正要》是中医食疗药膳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中国食疗药膳的成熟和高度发展水平。
此外，还有吴瑞的《日用本草》，娄居中的《食治通说》，郑樵的《食鉴》等，都从不同侧面论述了食疗与药膳，并提高到相当的高度来对待。
《食物本草》。（图源于网络）
明清时期是中医食疗药膳学进入更加完善的阶段，几乎所有关于本草的著作都注意到了本草与食疗学的关系，对于药膳的烹调和制作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且大多符合营养学的要求。明代时期食疗药膳著作达30种以上，其中有的是重点论述本草的，如沈李龙《食物本草会纂》、卢和《食物本草》、宁原《食鉴本草》、李时珍《本草纲目》等;还有从饮食调理、药膳制作的观点出发撰成的食谱营养学专著，其中较为著名的如贾铭《饮食须知》，宋公玉《饮食书》、袁牧《随园食单》、王孟英的《随息居饮食谱》等，有的至今在临证中仍有较大的实用价值，是中医宝贵遗产中的珍品。
《本草纲目》给中医食疗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仅谷、菜、果3部就收有300多种，其中专门列有饮食禁忌、服药与饮食的禁忌等。朱棣的《救荒本草》记载了可供荒年救饥食用的植物414种，并将其详细描图，讲述其产地、名称、性味及烹调方法。对食疗药膳的制作，也有新的发展，如徐春甫《古今医统》90卷中，载有各类饮食如茶、酒、醋、酱油、酱、菜蔬、肉、鲜果、酪酥、蜜饯等等的制作法，多符合营养学的要求。
明清时期对特多疾病及年老者的食疗药膳尤为重视。其中较有名的高濂的《遵生八笺》，记载了适合老年人的饮食极为详尽，如粥类38种，汤类共32种。清代曹慈山的《老老恒言》尤其注意老年的应用药膳防病养生，对老年人食粥论述最详，提出“粥能益人，老年尤宜”，并将药粥分为三品，上品“气味轻清，香美适口”，中品“少逊”，下品“重浊”，主张：“老年有竟日食粥，不汁顿，饥即食，亦能体强健，亨大寿”。书中提出上品粥36种，如莲米粥、芡实粥、杏仁粥、胡桃粥、枸杞叶粥等;中品粥27种，如茯苓粥、赤小豆粥、大枣粥、龙眼粥;下品粥37种，如地黄粥、羊肝粥等等，都是后代常用老年滋补，健脾益肾及一般虚弱的常用药粥品。
此阶段的食疗学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提倡素食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受到重视。《内经》中载有：“膏粱之变，足生大疔”，人们早已注意到偏嗜偏食，尤其是高脂的危害，过食油腻已经引起医家们的注意和关注，因而明清时期强调素食的著作相应增多。如卢和的《食物本草》指出：“五谷乃天生养人之物”，“诸菜皆地产阴物，所以养阴，固宜食之……蔬有疏通之义焉，食之，则肠胃宜畅无壅滞之患。”这些思想不仅使食疗学、营养学思想得到深化，也大大推进了养生学的发展。
神农尝百草
神农尝百草。（图源于网络）
传说神农氏本是三皇之一。有一次他见鸟儿衔种，由此发明了五谷农业，因为这些巨大的贡献，大家又称他为神农。他看到人们得病，又到都广之野登建木上天帝花园取瑶草而遇天帝赠神鞭，神农拿着这根神鞭从都广之野走一路鞭一路回到了烈山。神农尝百草多次中毒，都多亏了茶解毒。因誓言要尝遍所有的草，最后因尝断肠草而逝世。人们为了纪念他的恩德和功绩，奉他为药王神，并建药王庙祭祀。
伊尹制汤液
伊尹是中医“三圣”之一，被称为“医方之祖”、药剂家、针灸家、巫师。据说伊尹继承了神农本草学说，他知五味入五脏，以君臣佐使配伍，以寒热温凉调性，把旧有的单味药治病，发展到方剂治病，成为中药汤剂第一人。伊尹很有学问，天文地理无所不通，最拿手的是用草药为人治病，药到病除，人称活神仙。传说伊尹看到人们医病时吃中草药的叶、根、棵，委实难咽，就发明了用陶器煎制草药汤液的方法。《史记.殷本纪》有“伊尹以滋味说汤”的记载。《资治通鉴》称他“悯生民之疾苦，作汤液本草，明寒热温凉之性，酸苦辛甘咸淡之味，轻清重浊阴阳升降走十二经络表里之宜。”《甲乙经.序》亦谓“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
“药膳”最早见于爱子、孝亲故事
汉中程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为安众令，丧于官。安众，县，属南阳郡。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毁日积，而穆姜慈爱温仁，抚字益隆，衣食资供皆兼倍所生。或谓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别居以远之?”对曰：“吾方以义相导，使其自迁善也。”及前妻长子兴遇疾困笃，母恻隐自然，亲调药膳，恩情笃密。兴疾久乃瘳，于是呼三弟谓曰：“继母慈仁，出自天受。吾兄弟不识恩养，禽兽其心。虽母道益隆，我曹过恶亦已深矣!”遂将三弟诣南郑狱，陈母之德，状己之过，乞就刑辟。县言之于郡，郡守表异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许以修革，自后训导愈明，并为良士。(《后汉书·列女传第七十四》)
这是“药膳”二字在古代文献中首次出现。此后在古籍中出现“药膳”的还有：《北史·胡国珍传》记载胡国珍“劳热增甚，因遂寝疾。灵太后亲侍药膳。十二日薨，年八十”。灵太后是胡国珍之女，尽孝之事，亲力亲为。《宋史·张观传》记载了张观侍养其父：“早起奉药膳，然后出视事，未尝一日废也。”称其“性至孝”。
（资料源于百度百科及网络）
编辑策划：虞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