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方能“保台”

作者 萧衡钟 (华中师范大学台港澳与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台湾在民进党与蔡英文当局的领导下，对于两岸统一的抗拒显而易见，但在中美竞争更加激烈的大环境下，面对崛起且日益自信的中国大陆，这一推一拉就让两岸疏远、美台紧密，使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双面刃。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发表演说时，就香港开创新局面、实现新飞跃提出了四点希望，包括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发展动能、切实排解民生忧难、共同维护和谐稳定，最后并特别关心香港青年的发展。

笔者认为，习近平所提出的四点希望，不只是对香港发展与香港青年寄与厚望而已，更是对于广大台湾人民的喊话，希冀以此来增进与台湾人民的“心灵契合”、带动台湾人民对于国家统一与“一国两制”的认同和支持，因为这四点希望不只适用于香港、澳门，也同样适用于台湾，这就是中国大陆对于两岸统一的战略信心与战略定力，从而以主动权跟主导权来“战略发力”。

“一国两制”与“九二共识”才能让台湾因地制宜保有主体性

“一国两制”指的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由中国大陆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于1980年代提出，初始的目的便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追求中国的统一，当时在台湾的蒋经国则以“一国良制”来作回应，意思是谁的制度更好就听谁的。

因此从本质看来，“一国两制”就是赋予地方(特区)某种高度自治的特别权力，最早的例子是西藏。1951年中国大陆曾与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协议中同意由北京中央政府负责外交与国防、由达赖管理西藏内部事务，但此权宜安排显然仍无法让达赖满意与接受。

其后，这个案例被邓小平拿来和英国政府谈判香港版的“一国两制”。在1984年中英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中，申明港澳回归后将实施“一国两制”，并让港澳保留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金融体系、法律体系。因此，“一国两制”就是中央对于特定区域“因地制宜”的特殊性与优遇性安排。

由此来看，“一国两制”在台湾最大的争论点在于“一国”而非“两制”，民进党与蔡英文当局口中所坚持的是“独立”的“主体性”，殊不知，正就是“一国两制”才能让台湾可以因地制宜地保有主体性。

因此，在“一国两制”是大陆提出以解决台湾问题为初衷的科学构想为脉络下，“九二共识”便是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前提基础与“定海神针”。“九二共识”是原则，是不能动摇的，而“一国两制”是构想，是可以由两岸来共同探索的。

故“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就是基于以“九二共识”为前提基础的科学构想，民进党与蔡英文当局坚持不接受“九二共识”，成为让两岸陷入僵局的关键所在，也让两岸无法继续“谈”下去。

“台湾方案”具有的创造性与可塑性

当前，以所谓的“维持现状”来进行“拒统”、“阻统”的民进党与蔡英文当局，正将台湾推离大陆、也将台湾推向了美国与日本，旗帜鲜明地向美国与日本靠拢，失去了两岸的互信，让两岸的对峙、还有台湾人民对于两岸统一与“一国两制”的敌意进入了恶性螺旋。

为了弥平两岸之间的裂痕，大陆主动抛出了两岸共同探索、民主协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诉求，并以海峡两岸的“融合发展”为路径，来跟执迷不悟于“台独”意识形态与选举民粹操作的民进党与蔡英文当局做“直球对决”，却遭民进党与蔡英文当局利用所谓“国安五法”及“反渗透法”给予污名化。

更有甚者，台湾今年更是通过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台湾安全法”的修正案，新增了所谓的“经济间谍罪”，以保护台湾产业的“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为借口，企图用法律的处罚手段来阻挡台湾高科技与研发人才基于市场机制与企业竞争的正常流动，实则想要阻挡台湾人才的出走潮。

而台湾政治社会变动频率的加快，也显示出了台湾民众“反建制”的政治性格，因而在民进党与蔡英文当局的民粹操作与刻意丑化下，让台湾人民对于两岸统一前景、以及“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抱持反感；至于支持或赞同两岸统一前景、以及“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台湾民众，则在“政治正确”与“沉默螺旋”的效应下，不敢在台湾大声说出自己的主张与愿景，以免被人排挤。

其实，台湾同胞在大陆就学与工作、生活的基础是好的，有好的政策体系包括“五险一金”等“居民待遇”，但两岸不能只有谈经济红利，要把握政治红利才能落实两岸的“融合发展”。“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就是以“求同存异”为基础，建立台海两岸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制度化合作机制，希望在两岸关系的多变性、复杂性、挑战性中，寻求“一国两制”的可塑性。

没有特定党派支持倾向的“无色无味”可以说是台湾广大中间选民与年轻族群的保护色，大陆需要持续去分析台湾社会各阶层人民不同的需求与利益，并进而以此提出与各阶层相适应的政策，来与台湾各阶层分享两岸统一的红利。台湾方面不妨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抱持开放态度，让两岸的产官学界能有更多的探索及试验，开拓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实践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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