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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杨苡,阅读她的“碎碎念”百年私人史

华夏经纬网 > 文化 > 悦读      2023-01-31 13:04:37

  1月27日晚,杨苡先生去世,享年103岁。得知这个消息时,我正读到她的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的“中西十年”章节,也是全书最无忧无虑的部分。杨先生回忆学校有老师去世,她和同学们一起唱《渡过死海》(Cross the Bar)以表怀念,“这番辞行,我好扬帆,我虽必须辞别时间空间,远远随了潮头,我却希望与我舵工会面,当我入海时候……”阅读到此,杨先生的离世正好可以用这首歌来送别。

  杨先生以首创《呼啸山庄》这个书名闻名于世,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同时也是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的亲妹妹。我原来对她的了解止步于此,阅读此书,才得以走近她的百岁人生。

  杨先生生于1919年,正好是新文化运动开始。除了哥哥杨宪益,她其他的家人也厉害:姐姐杨敏如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姐夫罗沛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父亲杨毓璋是天津中国银行首任行长……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在此书中看到沈从文、穆旦、冰心等大名鼎鼎的人物。

  不过,杨先生讲述他们时,并不是以“你看,我认识这么多名人”而自傲的态度,相反是从一个亲历者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不少这些人物的生活细节。我认为此书最耐看的,就是这些细节,也不得不佩服杨先生惊人的记忆力。

  此书之所以能够问世,一方面来自杨先生本人的口述,一方面也来自学者余斌持续十几年的努力。他在后记提及这本口述自传特点,“依我之见,对杨先生而言,口述实录的一大好处,恰在于它方便容纳看似旁逸斜出的零零碎碎”。比如,沈从文在张兆和来之前不善于照顾自己,穿的棉袄总是掉棉絮;吴宓在西南联大授课时,不受欢迎,口音特别重;穆旦总是为情所伤……这些著名人物在“正史”上总是正儿八经的模样,到了这里变成可亲可感的人,他们也有常人的弱点和悲欢,也有生活的窘迫和龃龉。

  余斌提及,“我一度很执着地想在书名中嵌入‘碎碎念’三个字,在我看来,‘碎碎念’恰恰是杨先生记忆与讲述的特点,关于记忆点点滴滴的细碎,也关乎她记忆的展开方式。同时,不停地忆念,正说明故人故事,以及其中承载的亲情、友情、爱情和世情,已是杨先生生命的一部分”。

  “碎碎念”的确非常精准,身处大家族中难以言说的压抑、委屈和痛苦,中西女校的教学方式、姐妹情,西南联大的宿舍、饮食,结婚后的烦难、抑郁……如此细致地讲述给我们听,那么真切,那么坦诚,那么事无巨细,正是此书最可贵的地方。

  做这些口述时,杨先生已经是百岁老人了,她生命中所熟知的那些人大多已经离世,所以她得以知道这些人整个的生命史,“许多人,他们的事从头到尾都知道大概,有头有尾,听上去就像一个个故事了。这些人和事不时想起,想忘也忘不掉,有时又不愿想,因为好多人,一辈子过去,细细想来,更像是一出悲剧”。阅读过程中,经常在一章结束时看到类似“他后来失踪了”“这个人死得很惨”“她被抓走从此音讯全无”等结语,读来让人心惊。

  杨先生不讲大历史,但身处一个动荡的时代,无论你愿不愿意,都会见证各色悲惨动乱的人生。“想起过去的人与事,也像过电影似的,只是一会儿是彩色的,一会儿是黑白片。串一块儿,又像是梦,的确也做过很多梦,越到现在梦越多。过去的那些人和事越来越远,时间在往前走嘛,越远就越像梦。”

  这个梦里,我想“大李先生”恐怕是最瑰丽的那一个。“大李先生”是巴金的二哥李尧林。杨苡当年还是一个愁闷的少女,她给当红作家巴金写信,不仅得到了巴金的回信,还因此结识了李尧林。全书最美好最动人的部分,都是关于“大李先生”的。杨先生一直强调她与“大李先生”之间的情感不是爱情,而更接近于兄妹,但“大李先生”是否对杨先生有爱呢?这个让人遐想。

  杨先生回忆,“我希望他(大李先生)听到唱片会知道是我在等他,在放给他听。他的确也会朝楼上望过来,虽然他并不能看到我。我不会站在窗前,开着窗户在楼上和他说话更是不可能的,我只会远远地看他两眼。就这样母亲已经起疑了:怎么老是把唱片放得那么响?当然即使她到我房间里来,看我在干吗,甚至往街上看过去,也发现不了什么,因为她并不知道有个‘大李先生’”。

  而“大李先生”在知道杨苡要去上大学后,“他带我走到了海河边……我们站在海河码头一带的岸上,看见远处一艘白色的大轮船缓缓地驶去,一点点变小,最后消失,这景象带给我一种说不出来的新鲜感受。‘大李先生’站在我身边,轻轻地说,你看,你就会坐这样的轮船离开你的家乡的。我傻乎乎问了句,你呢?他叹口气说,我迟早也要走的”。联想到后来“大李先生”的凄惨遭遇,真是让人唏嘘。

  最后回到口述者杨先生自己身上。不得不说,这真是一个无比可爱的人,她总说自己是一个笨学生,比之于聪慧的姐姐和优秀的大哥,也比之于她的那些杰出的同学;她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名人,甘于做一个普通人。正是这样平和的心态,才让全书充盈着她谦和的气息。

  “好玩”是此书频繁出现的一个词。余斌说:“她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好玩’。‘好玩’影响到她的记忆和对记忆的筛选,后面未尝没有一种观人观世的态度。”我想,如果没有这种态度,她很难在这一百年的动荡中安然处世到现在。而今,她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还好,她为我们留下这样一本口述自传,其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珍贵。(邓安庆)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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