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治学三要

　　胡适，安徽绩溪上庄村人，他是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又是中国古典文化研究大家，还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尽管在他身上也体现了中国旧知识分子的局限性，但他在学术上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他的学术成就源于其读书做学问好的习惯。纵观他的一生，其读书做学问的好习惯主要是“勤”“慎”“谦”。

　　读书做学问不偷懒、不懈怠。胡适认为，勤苦耐劳是成功的基础，读书做学问更不能自欺欺人，所以非“勤”不可。“勤”首先表现在他读书刻苦和兴趣广泛。他年轻时在上海求学，曾一度对算学很感兴趣，常在宿舍里熄灯后演算问题，由于宿舍里没有桌子，他便将蜡烛放在帐子外的床架上，自己趴在床上，将石板放在枕头上做算学题。因为太用功，一段时间他的耳朵几乎全聋了，幸得时常锻炼才逐渐康复。胡适是一个读书广博的人，几乎各个领域无所不涉，他还自称有“书癖”。“勤”又表现在他多动手上。中国旧时私塾教育讲究读书必须三到，即眼到、口到、心到。胡适认为，只有三到还不够，还要手到。手到就是多动手，主要包括标点分段、查阅字典和资料、作读书笔记。而读书笔记又包括抄录备忘、提纲节要、笔记心得、探讨研究。他说，这样读书可以按照自己的思想和审美进行选择，经过自己动手的东西，往往了然于心，甚至终生不忘。对于做学问他同样多动手。他认为该看的书一定要看，该参考的工具书一定要动手去翻，该写的文章一定要搜肠刮肚动手写出来。在他看来，掌握和研究材料比方法更重要，重视材料是“小心求证”所必需。在台湾时，胡适对傅斯年敬佩有加，特别赞成其“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说法，道出了胡适寻找材料“勤”的习惯。“勤”还表现在他晚年仍坚持用功。胡适晚年读书如命，就是在住院期间，他还对前来为他看病的医生说：“我是有看书习惯的人，看书不吃力的。请你跟院长商量，让我看些轻松的东西。”

　　谨慎、小心、不苟且。认真负责地完成每件事情。“慎”首先表现在他对私塾教育有自己的体味。他认为，眼到就是对每个字甚至每个字的笔画都不能简单放过，都要认真研究，否则会闹出笑话。口到就是“诵读”，每一字句都要念出来。这样有助于熟悉句子的结构、体会文章的气势、风采和韵致。心到就是用心思考和分析研究，力求做到“比较参考”和“融会贯通”。如《诗经》里“于”“言”字甚多，在不同地方用意不同，如果不用心就会成为一笔糊涂账。“慎”主要表现在他做学问上。他每次演讲几乎都强调“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就是他所主张的科学精神，也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没有证据不下结论。他认为，越是大胆的假设，思路就越开阔，但最终要证明它，必须讲究“小心”二字，这就是“慎”的习惯。如他考证《红楼梦》。他是新红学派——考据派的创始人，认为《红楼梦》就是曹雪芹的自传。在做了这样的假设之后，他便四处寻找材料进行论证。他是《乾隆甲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孤本的发现者和拥有者，并且还发现了一系列珍贵版本如《庚辰本》等。论证发现，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受皇帝器重，曹家几代人几十年把持江宁织造，和皇家的关系非同寻常，又将贾宝玉、宁国府、荣国府和曹雪芹现实家世相比较，证明他的假设还是准确的。再比如，他对《醒世姻缘》作者的研究，从小说的情节、成书的时间、地域范围和语言习惯等，论证该书的作者就是蒲松龄。后来，这一间接论证得到了为蒲松龄刻书的鲍廷博亲言证实。

　　态度谦虚。治学万不可先存一点成见，总要不分地域门户，一概虚心加以考察之后，再决定取舍。不仅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他认为真正的谦虚，既不妄自尊大，也不轻信别人。对于前者，要有“方法的自觉”，对于后者，唯一使人信服的是证据。“谦”表现为他虚心向外学习。胡适在肯定清朝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多地认识到其局限性，把眼光投向西方。他曾列了一个表格，按照年代罗列出中西各自的重大发现和进展，一经对比，他发现中国人研究的材料是文字，西方人研究的材料是调查和实物。他举了瑞典校勘者加礼文的例子。加礼文仅仅用了四、五年的时间，便编出了《中国文字分析字典》，一举超过了中国学者几百年的努力，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学者仅仅伏案不离开文字本身，不像加礼文那样走访汉口、广东、宁波、北京等各处实地调查。“谦”的习惯又表现为他更加注重证据。如所谓“《水经注》案”，是指一百多年来部分学者指责戴震偷窃全祖望、赵一清《水经注》的研究成果。其中有的学者，如山西的张穆、湖南的魏源、湖北的杨守敬、浙江的王国维、江苏的孟森，他们都是十八世纪享有盛名的考古学者，一般读书人都被他们的大名压倒了，但胡适为了证明戴震的清白，搜集了四十多种《水经注》版本，抄写了一百多篇文章和一些考证文字，用了近万个证据分析研究，终于还了戴震清白。

　　胡适一生对读书做学问运用自如，强调习惯重于方法，而他“勤”“慎”“谦”之习惯，其实是极其朴素和平常的道理，但这正是当今多数年轻人所缺乏的。

　　(作者单位：山东省茌平县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