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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民进党操控下的选举产业链:以2018、2020年选举为例

杨仁飞

杨仁飞, 厦门市台湾学会副秘书长、研究员。

 

    作者 杨仁飞 厦门市台湾学会副秘书长、研究员

    2020年1月21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已经落幕,代表民进党参加选举的蔡英文获得817万张选票的支持,获得连任。同期参选的亲民党余湘指出:“台湾选举不再是民主活动,而是成了产业,政党理想性消失,绞尽脑汁只想永远独自享受权力”。民进党前党主席施明德也指出,民进党与商界的关系是“白金政治”。通过分析2018年以来台湾选举开支数据,发现每一场选举均有一只无形的政治之手在操控,得益的永远只有懂得精算、煽动民粹与利益捆绑的政党及极少数政治人物与相关企业。而民进党就是精通选举、深谙选举产业链的政党,从中获得巨大的政治利益,也培育、构建了以民进党中央为核心的政商网络。

    一、台湾选举产业链基本构成与特点

    产业链是产业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名词,是指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并依据特定的逻辑关系和时空布局关系客观形成的链条式关联关系形态。产业链包含价值链、企业链、供需链和空间链四个维度的概念。产业链中大量存在着上下游关系和相互价值的交换,上游环节向下游环节输送产品或服务,下游环节向上游环节反馈信息。

    选举是台湾政治生活的核心,选举是台湾政党为了赢得政治斗争胜利、上台执政的主要渠道。

    在台湾政治献金申报规定中,选举支出一般包含人事费用开支、宣传开支、集会支出、杂支开支等四大项,除了人事之外,后面三项涉及的行业多种多样,其中最主要的有文宣策划、广告营销、网站架设、网络安全维护、竞选总部租赁、交通车辆运输、广告牌租赁以及餐饮开支等等。2016年台湾商业发展研究院商业发展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朱浩指出,直接与竞选相关联产业(选举产业链的基本构成)有服务业、社群媒体、民调产业等,另外还可以细分为活动场地服务、人力中介服务、活动场地设计服务(舞台、灯光、音响、多媒体)、活动规划服务、文化娱乐表演服务、竞选总部租借、餐饮服务、公关、宣传、网路媒体、促销服务、印刷服务、专业技术服务、宣传车租借、场地布置服务、宣传人力、纪念品设计制作、其他服务(租用设备、清洁与污染整治)等16个行业,这些产业都可因选举而受惠。

    从选举产业链的架构来看,站在顶端是台湾的“中选会”。它制定选举规则、确定参选政党与政治人物的资格,印制选票、监督投票、清点选票,相关开支经费来自公帑。处于中端是组织、指挥选战的各政党、党籍或无党籍参选人。登记参选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与民意代表的政党主要有几十个,其中以民进党、国民党为最大党,其他如台湾民众党、亲民党、时代力量、“台联党”、新党、基进党为中小型政党。每到选举之前一年,准备参选的政党或政治人物就开始安排竞选团队、募集经费(政治献金)、进行选举策划、动员、造势,由此产业一批以选举为生的职业竞选人与竞选团队。在选举产业链的下端是服务于选举的各色企业或个人,其中有民调公司、市场行销公司、广告公司、媒体、交通服务公司、礼品、文宣品制作公司等等。网军只是选举产业链中的一种雇佣来进行宣传、攻击的特殊群体,是台湾畸形的网络产业的组成部分。

    选举产业不同一般意义的产业链,它极具政治属性,又染上产业属性,双重特性明显。

    一方面,选举产业链具有一般产业链的特性,如文宣策划公司、广告制作企业、印制公司、礼品供应商等在选举的名义下聚集一起,串连成一个服务于选举的特殊商品与服务的供应链,无论是政党还是参与的企业必须履行询价、报价、签订合同等商业规范,它表面上追求公平公开,遵守选举与商业合同的相关规范。但是另一方面,选举产业链不是寻常的产业链,它垂直管理,每一个政党组建自己的选举产业链条,政党理念相同或相近的政党与政治人物往往分享、共同聘用一些企业为某一场选举策划、造势、动员,而理念相左或竞争激烈的政党往往各自封闭管理、运营。由于选举产业链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它必然强烈贯彻参选政党、政治人物政治意志,必定具有隐秘性、利益捆绑的特点。

    二、2012年以来民进党操控下的选举产业链

    1987年成立的民进党曾以“反商”“清廉”为口号,但30年过去了,它已成为一个深度依赖政治献金的政党,是政商关系极为复杂的“台独”政党。而选举产业链是民进党绵密政商关系“施与舍”的其中重要的“白手套”,通过选举将政党、政治人物的利益与商界的利益公开绑在一起,形成一条绵密的政商网络,满足金、权互动的部分需要。

    (一)数亿元以上的巨额选举经费成为民进党选举产业链强劲的经济基础

    2012年以来民进党在大型选举投入的开支均在7亿元新台币(以下单位相同)左右。

    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进党政治献金等收入共为7亿5671万余元,支出为7亿985万余元(国民党的马英九、吴敦义政治献金收入4亿4640万元、支出4亿4418万元);

    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与民意代表选举,总选举经费超过了30亿元。其中2016年蔡英文、陈建仁政治献金收入7亿4577万元,支出6亿3770万元(国民党朱立伦与王如玄收到政治献金2亿3300万元,支出2亿247万元),民进党籍民意代表的竞选经费高达14亿元以上;

    2018年“九合一”选举民进党中央投入2亿7000万元,加上参加地方县市长、民代的党籍参选人的投入,这一年民进党共投入选举的经费高达10亿元以上(国民党中央的选举开支为1亿6404万元);

    2020年1月21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进党(不含蔡英文竞选总部开支)竞选开支超过7亿(民众党总收入9524.9万,总支出6501.6万元,结余3023.3万元)。

    由此可见,凡是“大选”之年,民进党中央的选举开支在7亿元左右,高出国民党的开支一至两倍。这说明选举规模越大、层级越高、竞争越激烈,民进党投入的选举经费越庞大,为了赢得选举,民进党在所不惜。

    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民进党募集选举经费能力超强。每到选举季,往往获得来自企业与民众数亿元到十多亿以上的政治献金。巨额政治献金成为民进党大打选战的重要经济因素。在选举开支方面,除少部分流向服务于选举的人事支出外,民进党的选举经费大部分流向宣传与集会支出。如2016年蔡英文竞选开支依次是宣传支出2亿3038万元、集会支出1亿6885万元、人事费用支出1亿196万元,其中宣传与集会支出占总支出的62%以上。2018年“九合一”选举,民进党(不含地方县市长参选人的选举开支)总开支2亿7000万元,光宣传开支1亿2000万元,占总开支的44%。

  

(二)民进党与依附于它的选举产业利益团体

    这庞大的选举经费与赢得选举的迫切需求催生出一批以选举为生的企业与利益团体。由于选举信息有隐秘性,为防止对手掌握选举动向,参加选举的政党与政治人物自然而然将选举项目外包时往往选择政治立场相同或相近,或是政治上可靠的企业与个人来负责,这一选举特性使得参选政党、政治人物与选举产业存在紧密的裙带或利害关系。作为公认会选举的民进党,选举相关的项目外包自然肥水不流外人田。选举期间民进党及其政治人物选择自己信任的公司策划、执行文宣战,动员选民进行大规模的造势,进而营造有利于民进党的选举气氛。赢得选举后的民进党以政治酬佣作为回报,有些人转入民进党或执政当局任职,有些企业继续承接公部门的项目,使其在非选举时期能继续获得稳定的利益。因为选举产业链关系,“绿色企业”与民进党及其政治人物形成了特殊而不透明的利益输送链条。

    1、民进党精心孵化的文创公司(文宣机器)

    在选举产业中,有一些是民进党精心孵化的文创公司,严格意义上说这是民进党培育的文宣机器,披上了商业公司或者文创公司的外衣。

    2016年民进党重新上台就接到重大庆典设计制作的帮推有限公司(法人王俊凯),2018年“九合一”选举期间获得民进党560万元的广告策划案。2017年成立的投石媒体营销有限公司(2019年法人更改为杨森),2018年也接到民进党320万元的广告费业务。

    四口田创意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注册资本只有20万元,公司负责人田修铨(老田)毕业于台湾科技大学工商业设计系,年仅35岁左右。这家公司及负责人在2017年开始接连获得陈菊高雄市政府与蔡英文当局的青睐,2018年为蔡英文与陈建仁设计新年贺卡,同年承接竞选桃园市长的郑文灿所委托“研究、评估、调查、设计或规划”项目,经费累计222万元。

    2018年黄伟哲在参选台南市长期间,将广告制作交给了1995年出生、以网络行销坚果出身的刘家升,其大团圆智能营销股份有限公司共拿得75多万元的文宣经费。

    2018年竞选基隆市长林右昌的文宣全部委托给领袖公关有限公司处理,经费高达630万元以上,占林右昌1082万元宣传支出的58%。而这家公司在林右昌当选后继续承接基隆市政府的标案,可见政商关系非同寻常。

    民进党及其政治人物在选举中重用自己人,并且将选举业务交由年轻的文创、广告公司承办,等于在直接与间接协助、培育这些公司成长,由此反映了民进党对年轻人及文创公司的培养、支持与拉拢。

    2、与民进党利益密切交集的民意调查公司

    2018年以来,民进党在党内初选与大选准备阶段连续委托多家民调公司进行民意调查,但相关公司均与民进党有直接的关联。

    精湛民意公司董事长是前民进党民调中心主任郑俊升,监察人是前民进党民调中心副主任李宽芳。郑俊升2014年离开精湛民意公司总经理职位,担任民进党民调中心主任。2016年5月郑又回到精湛民意公司。2016年该公司承接台劳动部门委托的“一例一休”的民意调查,高达85.8%民众赞成周休二日为“一例一休”的民调结果,为蔡英文饱受诟病的“一例一休”政策背书。2018年底“九合一”选举中该公司承接了民进党500万元的民意调查费。

    趋势民调有限公司董事长纪怡明是林佳龙的金主,现任总经理为吴世昌。吴世昌(“新台湾国策智库”民调中心主任、汇流新闻网的创办人)在2016年民进党刚上台时就抱怨,“对新政府做法感到失望。过去八年来(马英九执政八年)相关政府项目都没机会切入,但想不到政党轮替后,仍然没有机会”。抱怨没过多久,趋势民调公司便源源不断获得蔡英文当局与民进党的标案。2016到2018年两年内该公司取得几乎所有台中市的民调标案,如BRT优化公交车、治安、警察服务质量施政满意度、廉政等民调调查等,总计10个标案653万元。此外2016到2019年还接受内政部门警政署、卫生部门、台中市政府、台南市政府、宜兰县、屏东县政府等部门的民意调查项目。2018年该公司获得民进党151万元的民意调查费,同年接受民进党金门县党部委托趋势民调公司办理第一选区民意调查。2019年5月该公司接受“台湾制宪基金会”委托进行民调,认为赖清德的民调始终高于蔡英文。其子公司趋动整合营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彦旻,曾为蔡英文2012年竞选搭档苏嘉全拍过竞选广告,也曾任林佳龙竞选幕僚与文宣主任,2018年半年内拿下公部门6个标案共计773万元。

    1997年成立的山水民意研究股份有限公司,同样政党色彩明显。由原台北县工策会总干事、民进党秘书处主任、组织部主任的张郁仁以妻子卢苔华的名义登记注册。成立之初,该公司从民进党中央党部选举对策委员会找来时任民调组组长的潘仪瑄担任项目经理,从陈水扁的“福尔摩沙基金会”民调中心挖角何丽萍担任执行经理(现为总经理),从柏克市场研究公司找来专职研究员陈友梅,邀请民进党前选举对策委员会执行长游盈隆担任首席顾问(游盈隆曾任民进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2018年水山民调公司接到民进党329万元的民意调查费。

    循证民调公司法人代表是吴立婷。吴立婷的丈夫云林县建设处长苏孔志(前云林县长苏治芬时代的地方官员)投资300万元于循证民调公司,并在担任云林县建设处长之前就是该公司的董事长。苏孔志曾任民进党台中市党部执行长、前“行政院长”张俊雄的机要秘书、民进党中央组织部副主任、林佳龙竞选办公室组织部执行长,2016年1月接任云林县建设局长。该公司曾承揽台当局多个标案,包括台交通部门台湾地区“国道高速公路局”委托的2017年度“国道收费政策及ETC服务满意度之民意调查案”以及“国家发展委员会”“研考会”的调查案,2019年8月承接司法机构民众对司法认知调查。2019年前接受台中市、云林县、新竹市、彰化县、台南市、嘉义县、桃园市等绿营执政县市的“政府”委托民调。2018年该公司获得竞选台南市长黄伟哲8次委托做民调,民调费158万元。此外该公司还从三立电视台接受转委托对黄伟哲的选情进行民意调查。2019年5月、11月该公司先后承接绿营智库两岸政策会在民进党初选前对蔡英文、赖清德、韩国瑜与柯文哲进行民调比对,认为蔡英文将大赢韩国瑜20个百分点。

    这些与选举产业密切相关的公司本来就是民进党的外围公司,与民进党与执政当局有着绵密的政商关系。他们既是选举产业链重要的一环,深度介入选举与岛内政治,在民进党与政治人物获得“大选”或者地方县市选举之后又继续承接公共项目,因而民进党陷入利益输送、对价酬佣的局面而不能自拔,这跟当下台湾选举制度、民进党的选举行为有着莫大的关系。

    面对岛内民众质疑,前台中市市长(现台交通部门负责人)林佳龙等民进党政治人物均以“并无不法”轻轻带过,掩饰自己与相关企业的深层关系。此类问题与现象国民党内部照样存在,其他参加选举的政党与政治人物莫不依样画葫芦,有样学样,此乃台湾选举制度之通病,只是民进党精于此道,乐于其中不能自拔。

    3、选举机器中的网军产业

    2014年,网军在“太阳花反服贸”抗争中有“一鸣惊人”的表现,这是民进党动用网军进行网络政治动员的第一波成功操作。

    2016年民进党成立舆情部,内部有一套完整应对舆论的机制,外部有一群如春雨台湾青年营培养的网军“绿林军”。

    2018年以来,民进党的网军随影如形,“黑韩”铺天盖地。2019年7月15日韩国瑜代表国民党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民进党塑造韩国瑜是“落跑市长”“韩粉是垃圾”“粉红知己王小姐”“炒房墅民”“亲中卖台”“武大郎走路”等负面形象。台湾岛内两大八卦杂志《壹周刊》与《镜周刊》每周三锁定韩国瑜的“黑材料”,绿营媒体、民嘴、网军纷纷跟进,躲在幕后的绿营网军制作海量的抹黑海报,在舆论上困住韩国瑜与国民党,在人格上彻底毁灭韩国瑜。

    2019年底民进党豢养的网军杨惠如被曝光,但是民进党让她避开选举风头,隐匿不出,直到2020年1月选举结束后又重新在网络露面。民进党支持者们甘当绿网军,听从民进党与蔡英文当局的调遣,随时随地攻击对手,是因为彼此有共同的政治目标与商业利益。

   如杨惠如参与经营的易始公司(董事)在2016年之前都没有得标过“政府标案”,但在蔡英文上台执政之后开始疯狂拿到标案,2017年在台北小巨蛋举办的网球赛事,台交通部门观光局与台北市体育局分别赞助易始公司350万元与460万元,台北市长柯文哲曾披露杨惠如涉嫌借民进党的关系申请多笔标案。2018年“九合一”选举期间,民进党籍民意代表康裕成花100万元依然请杨惠如设计文宣。

    被怀疑与杨惠如网军案有关的南风整合营销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惟勤公关顾问公司)背景更是非同一般。惟勤公关顾问公司于2013年由新潮流系朋友圈投资开设的“惟勤公关顾问公司”,首任董事长是2016年曾任法务部门负责人的邱太三,监事长为叶振兴。邱担任桃园市副市长后,改由同是新系的赖劲麟挂名负责人,后来赖接任中华电信子公司神脑公司董事长。民进党2016年上台后,台行政部门招标的舆情项目名单上有绿营背景的公关公司,包括惟勤公关、目玉创意、集智馆、水黾创意、城市记忆公关有限公司等等。民进党于2017年与惟勤公关签约合作,由惟勤公关提供“网络舆情服务项目”。2018年1月重新注册资本为200万元的南风整合营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为叶振兴,董事为邱元治、汤文馨)当年从民进党手中拿到50万元的专案费,向民进党新闻舆情部提供网络行销服务。2018年该公司还获得台劳动部门23万元的标案。

    2016年以来,蔡英文当局强化网络攻势,在选举期间更是依重网络动员、网络攻击,“1450”、唐凤(政务委员)成为里外呼应的网军力量。

    三、选举产业链下冰山一角的民进党政商关系

    民进党与蔡英文当局的选举产业链及利益输送链有着合法的外衣:政治献金与选举开支公告,但是这掩盖不了民进党、蔡英文当局与企业密切不分的政商关系。如2018年民进党与郑文灿等人的政治献金中有大量的建筑企业捐款,有在大陆投资台商的身影。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利益输送、服务交易,使得民进党引以为自豪的“民主选举”或者“公平”选举充满了肮脏的铜臭味。台湾学者李雪莉早就指出,今日的民进党已经悄悄从“使命政党”转为“掮客政党),不再以启蒙人民为要务,胜选是唯一价值,该党没有了理想,没有了廉耻,甚至没有了头脑。

    此外,民进党的政商关系始终遮遮掩掩,政客和商人乐得保持低调,公开的政治献金与选举开支中涉及的企业,只是冰山一角。无论是民进党还是涉及的企业竭力用表面的程序正义来掩盖背地里的利益交换,而选举是民进党与商人进行权利交换的重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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