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略浮名最害事”

　　“大略浮名最害事”

　　■李　　琳　　李荣荣

　　清人冯班曰：大略浮名最害事。人生在世，很难与“名利”二字完全切割。客观上讲，名利并不是洪水猛兽，怕的是好名好利。相对于好利，好名往往不被世人所察。正如《菜根谭》上所说的，“好利者，逸出于道义之外，其害显而浅;好名者，窜入于道义之中，其害隐而深”。

　　宋人“永嘉先生”曾说，“谈龙肝，夸凤髓，足以骇人之听矣，至于济饥，则曾不如菽粟之有益也;陈黼黻，耀文绣，足以骇人之目矣，至于御寒，则曾不如布帛之有效也”。其意思是，什么龙肝、凤髓，什么黼黻、文绣，听起来看起来都觉得了不得，可若论充饥防寒，还不如粟米和布帛。浮名恰如这龙肝凤髓、黼黻文绣，中听中看不中用。古往今来，因浮名而害事的不胜枚举。

　　想当年“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出于“富贵而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的目的，灭秦后舍弃关中战略要地，跑回老家去做西楚霸王，给对手以可乘之机，最终四面楚歌，拔剑自刎于乌江边。为求得乡人的知晓与肯定，却痛失战争良机，即便博得一桩浮名，也不过是为日后的败北埋下了伏笔。

　　西晋时曾率军灭吴的大将军杜预，生怕后人不知道他的功劳，生前请人为自己刻了两座载有他文功武绩的功名碑，一座立于岘山之巅，另一座沉于汉水之底。想的是，哪怕将来天塌地陷、沧海桑田，高山与江底互换位置，总会有一座碑石存留于世，为自己扬名。没想到适得其反，此举却成了他道德上的污点，沦为后人的谈笑之资。

　　古人说：“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姝丽，则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道德高尚的人通常淡泊名利，也不奢求扬名于外。孔子舍“闻”而取“达”，他反复强调君子不应汲汲于求知于他人，不要在意所谓名声的有无和大小。“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孔子认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只应反省、自责自己的能力不够，不应焦虑自己的名声不足。

　　《颜氏家训》有言，“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我党的历史上也有不少“忘名的上士”。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时，毛泽东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而粟裕却主动请辞元帅：“评我大将，就是够高的了，要什么元帅呢?我只嫌高，不嫌低。”钱学森给自己订立了七条治学与处事原则：不题词、不写序、不参加任何科技成果评审会和鉴定会、不出席“应景”活动、不兼荣誉性职务、上年纪后不去外地开会、不上任何名人录。这七条自律条款，生动诠释了何为“事业重如山，名利淡如水”。

　　求名之心过盛必作伪，谋利之心过盛必偏执。现实中，有的人只图出名，工作不扎实、不踏实，干点活儿生怕别人不知;有的人不能正确对待荣誉，看到成绩就往自己头上记，见着荣誉就往自己怀里揽，抢到了名就浑身是劲，得不到利就垂头丧气。凡此种种，“舍节操之本而求名”，反而会影响声誉，甚至身败名裂。

　　“虚荣的人注视着自己的名字，光荣的人注视着祖国的事业。”看看史书上那些贪污腐化、窃位素餐、见风使舵、卖国求荣之人，他们身既为恶，名亦为恶;那些廉洁奉公、劳苦为民、不党不私、忠贞不屈之人，他们身既为善，名亦为善。《资治通鉴》上说：“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其实一个人做出了业绩，即使不图名誉、避谈名誉，也会有名誉紧随其后。

　　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不得、虚不得。倘若沽名钓誉的人多了，不在备战打仗上下功夫，却在制造“五多”上费思量，何来克敌制胜的硬核实力?不在部队建设上出实招，却在推经验、造声势上耍花腔，怎能锻造能打胜仗的精兵劲旅?慕虚荣、图虚名的人注定跳不出“小我”的拘囿;淡泊名利、求真务实的人才会坚守平凡、创造非凡。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要求每名官兵不采华名、不兴伪事，力求做到在真中见境界、实中显作风、干中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