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修养丨常想身后留什么

常想身后留什么

■郑继龙

“身后留什么？”是每一名共产党员必须用一生回答的党性课题。

1951年，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的甘祖昌因公负伤，留下严重脑震荡后遗症。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后，他总觉得自己做的工作太少，就跟妻子龚全珍说：“比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老战友，我的贡献太少了，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此后，他多次向组织递交报告，请求组织批准他回农村参加建设。1957年，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随后，甘祖昌带着全家在江西省莲花县沿背村扎下了根。

回到农村的几年间，甘祖昌全家一直过着节俭的生活。他立下家规，不吃超过一元钱一斤的食物，不穿超过一元钱一尺布的衣服，吃饭时，碗里绝不允许剩一粒米饭。甘祖昌始终保持着克勤克俭的生活习惯，却将自己三分之二的工资拿出来修水利、建学校、扶贫济困。村里没有水，他就带领乡亲们肩挑背扛，硬是修成了25公里长的灌溉水渠，让“望天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丰产田；村里路不通，他就组织村民架起了10多座简易实用的桥梁；村里没有电，他又带领乡亲们建起了水电站……

甘祖昌给群众留下了脚下平坦的路、田里丰沛的水，却从来没有想过给儿女留下一条“康庄大道”。

“只能给后代留下革命传家宝，不能留下安乐窝”，这是甘祖昌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他一生践行的准则。甘祖昌的三女儿甘公荣品学兼优，获得高中推荐升学名额，他婉拒班主任：“既然大家都争着上高中，就把我家公荣的名额让给他们吧。”面对女儿的不解和委屈，他拿出牺牲战友的旧布鞋，讲了战友“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遗言。这“一让一讲”，让的是待遇，讲的是风格，立起的是克己奉公的高尚人格，传承的是清廉自守的清正家风。

他的妻子龚全珍同样如此。这位放弃城市生活随夫返乡的大学毕业生，把心血都倾注在乡亲们身上，离休后依然奔波在助学助困的路上，临终前把最后一个月工资都作为特殊党费上交。女儿甘公荣继承了这份“传家宝”，她生活俭朴，却将省吃俭用攒下的钱投入到助学助困的事业中。她常说：“父亲说了，钱财要用在刀刃上。”如今，甘公荣的子女儿媳也主动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活跃在社区服务、扶贫济困的第一线。

一名共产党员身后应该留什么？无数党员干部用奋斗实践给出了答案，谷文昌以木麻黄治沙把荒岛变成绿洲、焦裕禄带病为治理兰考“三害”奔波，他们给后人留下的是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和造福一方的突出业绩；杨善洲把价值数亿元的林场无偿交给国家，去世时却家徒四壁，孔繁森殉职时身上仅剩8元6角钱，他们给家庭留下的是以身作则、泽被后世的清廉操守和清白家风。沉甸甸的群众口碑、造福一方的惠民实绩、堪为表率的高尚人格、代代相传的清白家风，这些都是党员干部身后应当留下的宝贵财富。

反观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在权力与物欲的旋涡中迷失了方向，被贪念蒙蔽了双眼，将党性原则抛诸脑后，有的为了所谓的“政绩”大搞面子工程、虚假工程，给后续发展留下烂摊子，劳民伤财，坏了口碑；有的当“甩手掌柜”、做“太平官”，在其位不谋其政，遇到矛盾绕着走、碰到问题躲着走，让政策空转、机遇错失，冷了群众的心；还有的在“为子孙铺路”的妄念中迷失，置党纪国法于不顾，疯狂敛财，腐化堕落，结果身败名裂，不仅葬送了自己，使家庭支离破碎，更损害了党的事业，败坏了党员干部形象，留下了无尽悔恨。这些沉痛教训，值得深思和记取。

对党员干部而言，常想身后留什么，既是对初心使命的叩问，更是对党性修养的砥砺。这就要求党员干部，一方面要保持政治本色，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把让人民群众满意作为工作追求，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为工作准则，心系百姓想事、笃实党性干事，确保干出的政绩任何时候都经得起人民的评价、历史的检验。另一方面，要身体力行树立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好家风，不仅要在日常点滴中涵养高尚品德，树立榜样标杆，更要通过言传身教，向亲属子女阐明“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教育家人不慕虚荣、不搞特殊，洁身自好、堂堂正正，守住精神高地，传承清正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