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厚涛：美国为何频频向蔡英文施压？

作者 钟厚涛

    蔡英文访美的议题，在岛内炒作已久，但至今依然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究竟何时访美，访美时与谁会晤等，估计连蔡英文自己都无法确定。岛内盛传，蔡英文访美之旅之所以迟迟不能成行，主要与美国对蔡英文的不满有关，认为蔡英文没有达到美国要求的基本门槛，在两岸政策上依然模糊不清，依然会对美国在台海地区的利益构成威胁。对于这种猜测，我们不做过多评论，但有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在蔡英文访美之前，美国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向蔡英文施压。

    例如，按照原定计划，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将于近期访美，为蔡英文赴美接受“面试”提前铺路。而就在这一关键时间节点上，3月20日，前“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美国涉台领域的权威专家施蓝旗公开表示，蔡英文必须严肃面对“九二共识”，要想来美国访问就必须首先提出清晰的两岸政策。施蓝旗处理台湾问题拥有长达近五十年的历史，以往很少如此公开清晰地论述自己的立场。施蓝旗亲自出马，说明美国对蔡英文的两岸政策已经不是高度关切，而是高度不满了。

    同日，美国台海问题专家任雪丽也公开向蔡英文喊话，认为台湾民众不愿在两岸关系上冒险，更无意真正推动“台独”，台湾选民要求任何“大选候选人”都必须有安全的两岸政策，不能给台湾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台湾任何政党的两岸政策，都必须通情达理，是中国大陆、美国和台湾民众都可以接受的。任雪丽还特别强调，“蔡英文现在所说的还没有达到这个要求”，“错误的领导人可能把台湾的事情搞得一团糟”。显然，这也是表示美国对民进党的两岸政策非常不满，认为蔡英文有可能将台湾带向不归路，美国的利益也会受到波及。

    其实，早在2014年12月5日，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就已经警告过蔡英文，“既然蔡英文说要访美，就必须带着真正的立场来，而不是说将来我们再讨论两岸政策”。可惜蔡英文当时沉溺于“九合一”胜选的喜悦当中，根本就没有理会包道格的深刻用意。

    包道格之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等学界和政界的重量级人物，也都曾借助不同场合，向民进党施压。这次施蓝旗和任雪丽的表态，乃是美国众多表态中的一次延续，不过这一次更加公开化了，喊话的分贝也更高了，这说明美国对于蔡英文的担忧正在不断加深，因而美国有必要再度出手，重新向蔡英文施压。

    那么，美国究竟在担忧什么呢？为何要对蔡英文频频施压？其实，美国担忧的理由非常简单，就是蔡英文的两岸政策。美国深知，目前民进党在岛内的声势有所上涨，蔡英文已经变成了民进党唯一的2016“候选人”，未来成功登上“大位”的可能性不小。但蔡英文在两岸政策上一直保守有余，开创不足，或者根本就没有体现出要转变的迹象，总是死守着“台独党纲”紧抱不放，更不愿意接受“九二共识”。这样的蔡英文如果上台，有可能会导致台海地区再度陷入动荡。陈水扁时期，美国曾经深受其害，至今心有余悸。现在蔡英文有可能会重复陈水扁时期的路线，美国自然不得不防。

    施蓝旗、任雪丽等人有意选择在吴钊燮为蔡英文访美铺路的前几天放话，敲打民进党，显然别具深意，意思是蔡英文要想来美，必须在两岸政策上提出明确的立场，不能再用模糊说辞来糊弄和搪塞美国。美国对于蔡英文的这种敲打，与蔡英文近期的表现密切相关。

   近段时间以来，蔡英文一直误以为“头进身就进”，依据“九合一”之后的胜选气势，就可以裹挟民意、顺利拿下2016“大选”。这种观点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所谓民意如流水，瞬息万变，2016年“大选”时的民意不会也不可能与2014年“九合一”选举时的民意相同。蔡英文应该清楚，地方选举与“大选”有着本质的不同，地方选举更多的是关注候选人的个人特质和地方治理能力，而“大选”则与两岸政策等密切相关，连蔡英文自己都坦承，2012年“大选”时她之所以会在最后时刻功亏一篑，主要原因就在于两岸政策上的失败，导致台湾民众对之不放心。

    蔡英文虽然曾经认识到了两岸政策的重要性，但在民进党内基本教义派的胁迫下，特别是在“九合一”后“大好形势”的误导下，蔡英文已经没有魄力甚至是没有意愿去调整两岸政策了。而这也是美国最为担忧的地方，因而美国才需要对蔡英文多次出手施压。

    目前，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深化发展，维持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已经成为岛内的主流民意，也是美国各界的共识。在两岸政策上，中国大陆和国民党都是立场鲜明，美国也已经亮出底牌，即支持“一个中国”政策，维持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如果蔡英文继续采用“太极”手法，回避实质问题，不愿在两岸政策上做出根本性调整，不愿意接受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基础的“九二共识”，那么她的2016之路将会越走越险，因为中国大陆不会袖手旁观，台湾民众不会轻易买账，美国也不会坐视不管。

    届时蔡英文能否胜选，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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