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军队人才建设发展历史之实践进程：我军人才建设的发展跨越

　　编者按

　　习主席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始终重视培养人才、团结人才、引领人才、成就人才，团结和支持各方面人才为党和人民事业建功立业。回顾人民军队走过的辉煌历程，我军人才工作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创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规范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发展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奋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站在新的起点上，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我们需要从辉煌历史中总结经验、揭示规律、探索未来，为加快推进我军军事人员现代化、开创军队人才建设新局面提供借鉴启迪。从今日起，解放军报将陆续推出一组反映我军人才建设发展历史的研究文章，以飨读者。

　　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进程中，我军人才建设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进行了不懈探索，培养造就了一批批党和军队建设需要的优秀人才，实现了人才队伍建设一次次的历史跨越，为人民军队发展壮大、开拓奋进、迈向一流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人才战略地位不断强化

　　回顾我党我军人才建设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什么时候倚重人才，党和军队事业就能披荆斩棘、绝处逢生;什么时候忽视人才，党和军队事业就会遭遇坎坷、蒙受损失。土地革命时期，我党一切为了武装斗争胜利，不拘一格广纳人才，无论是毕业于军校还是出身于草莽，无论是来自于旧式军队还是劳苦大众，都一视同仁、唯才是举，有力壮大了革命队伍。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强调“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把知识分子作为重要的革命的力量，将党和军队的大门向广大符合条件的知识分子敞开，充分信任、大胆使用，形成了数万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的人才奇观。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采取一系列超常举措、克服重重困难，争取到钱学森这样的“科技帅才”和数千名留学生回国工作，并把他们安排在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核心要害岗位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把发现、培养、使用人才上升到关乎党和军队事业成败的战略高度，号召全党、全军和全社会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1982年至1986年，全军先后3次开展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大检查，有效提高了专业技术干部政治生活待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人才强军纳入新时代强军战略布局，与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依法治军一体运筹，深刻指出人才资源是强军兴军的宝贵战略资源;强军之道，要在得人。2019年，成立中央军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打通部门、领域、军地界限，建立顶层统筹协调机制。推动军队人才建设实现新的历史性跨越，必须牢固确立人才在军队建设中的战略地位，把大规模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作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的战略性要求，把人才强军战略贯彻落实到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各领域和全过程。

　　人才政治素养不断提高

　　我军建军之初，《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把“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作为红军战士的入党条件，这实际上也是作为当时条件下我军人才的政治标准。1937年，毛泽东强调，我们的干部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后，中央军委对军队干部工作作出指示：今后提拔干部，必须以德(对革命忠实)、才(工作能力)、资(资望与斗争历史)兼顾,不以斗争历史为唯一的或第一的标准。1951年2月《关于干部评级工作指示》明确，选拔使用干部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1960年10月《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提出，要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20世纪80年代，党中央提出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军队干部工作和人才建设全面贯彻这一方针，始终把政治合格放在首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特别强调对党绝对忠诚，抓住了新时代军事人才政治素养的关键所在，标定了当代革命军人政治品质的最高标准。习主席领导和推动全军开展政治整训，整顿思想、整顿用人、整顿组织、整顿纪律，重振了政治纲纪，强化了政治能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确保了全军高度集中统一和纯洁巩固。历史反复证明，政治标准是军事人才第一位的标准，政治过硬是人民军队经受风浪考验、不断夺取胜利的根本保证。新时代提高人才队伍政治素养，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政治建军要求，着力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枪杆子牢牢掌握在对党绝对忠诚的人手中。

　　人才打仗能力不断增强

　　回顾我军创建、发展、壮大的历史，官兵从不太会打仗到战争中学习战争，从打游击战到指挥大兵团作战，从单一军兵种作战到诸军兵种联合作战，从打机械化战争到学习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打仗能力不断增强。红军创建初期，毛泽东、朱德总结井冈山斗争经验，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作战“十六字诀”。抗美援朝战场上，我军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的作战原则，采取“零敲牛皮糖”的方法，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955年，我军陆海空三军首次联合登陆作战在一江山岛打响，经过两个多月的空中、海上连续打击，掌握了预定作战区域的制空权、制海权，成功实现渡海登陆，合成作战能力得到实战检验，彰显了能打仗、打胜仗的硬核能力。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技术的研制成功，组建第二炮兵战略导弹部队，表明我军从此有了核反击能力，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增强了我国的国防战略防御能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军先后在东南沿海组织系列军事演习，探索解决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的重点和难点问题，锻炼检验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主席坚强领导下，我军遂行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积极开展东海、南海维权斗争，常态化执行护航维和任务，积极应对国际局势变化，航母、歼-20、运-20等大国重器列装部队，我军打赢具有智能化特征的信息化局部战争能力不断提升。有效履行新时代我军使命任务，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安全和发展大势，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扎实做好人才准备，实现人才专业能力和打仗本领新的跨越。

　　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改进

　　革命战争年代，从黄埔军校到红军教导队、红校，我们党在带领军队四处转战的情况下，通过各种培训形式来培养军事人才，建立以抗日军政大学为代表的多层培训机构，拓宽干部培养途径。到1945年8月，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办了8期，培养学员2900多人，连同各分校共培训10万多名军政干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就开始建立包括军事、政治、后勤、技术和诸军兵种的各类院校，根据1955年2月施行的《军官服役条例》，全军统一组织干部培训，建立文化教育和在职培训相结合的培训体系，走开院校培养干部的路子。为响应中央关于组织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深入基层接受劳动锻炼的号召，1958年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各级干部每年下连当兵一个月的规定》,到1963年底，全军参加下连当兵锻炼的干部达到70余万人，在基层一线和部队实践中促进干部队伍成长成才。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军坚持把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作为干部队伍和人才建设的重大问题来抓，1985年成立国防大学并开展联合战役教学，1999年颁发《联合作战纲要》，2001年组织实施军兵种知识交叉轮训，2003年实行跨军兵种交叉任职代职制度，有力推动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不断深化。进入新时代，全军围绕能打胜仗抓人才、建队伍、调结构，着力解决“两个能力不够”“两个不足”问题，深化院校教育教学改革，健全完善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建强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新型作战力量人才、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高水平战略管理人才队伍，注重在重大科研试验、重要演训活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急难险重任务中锻炼培养人才，推动人才建设水平整体跃升。新时代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必须坚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推进联合育人、开放育人、全程育人，发挥院校教育主渠道作用和训练实践育人功能，加速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方阵。

　　人才结构规模不断优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军干部队伍经历了由少到多、由多到精、由精到强的过程。1942年到1943年，为“提高其政治军事技术的质量，缩编与充实编制”，先后进行三次“精兵简政”，部队从57万精简到47万，按照择优选留、保存骨干的原则对干部进行大量调整分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按照“建设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总方针总任务，调整体制编制，新建和加强海军、空军、公安军、防空军及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等，人才队伍结构由单一陆军向诸军兵种合成转变，军队总员额也得到有效精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针对军队规模过大、机构臃肿、体制不顺等问题，大力推进以“消肿瘦身”为主旨的一系列精简整编，果断作出百万大裁军重大决策，人才队伍结构进一步改善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契合组织形态重塑、力量运用方式转变，加快推进干部队伍结构战略性调整，精准科学选配领导班子，体系推进干部调整交流，调整生长干部来源结构比例，下力抓好骨干人才保留，积极稳妥搞好转业安置，成体系编配文职人员，军事人员总体规模、基本构成和比例关系更趋合理。优化人才结构规模，必须着眼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按照理顺重大比例关系、压减数量规模、发展新型作战力量的要求，构建具有我军特色的新型军事人才体系，推动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

　　人才开发管理不断规范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不仅“创造工农自己的军官”队伍，还初步形成了早期的干部选拔、培养、使用、考核、优待、抚恤等制度，并利用多种途径选拔干部、征调军事人才，从组织上保证了工农红军反“围剿”斗争和长征的胜利。抗日战争时期，我军逐步健全了干部审查、选拔、任免、交流、培训、抚恤、保健、档案管理、退伍安置等制度，完善了干部工作体系。特别是在吸收使用知识分子上，采取“容”“化”“用”“优”等有效政策，即容纳他们，使他们革命化、无产阶级化，正确分配他们的工作，物质上给他们以优待，最大限度地鼓励他们为军队服务。自1937年7月至1942年底，全国10多万知识青年积极投身到延安以及我党领导的其他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针对战斗空前频繁、干部减员较大的实际，在实践中创造了许多补充干部的新办法，“在实际斗争中大胆提拔新干部”，并建立干部升调报告、缺职报告、伤亡报告、处分报告、流动报告等制度，进一步加强党对干部队伍和人才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新中国成立后，围绕加快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建立各级干部管理部门和分级管理体制，迅速实现全军干部工作统一管理，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人才建设走上规范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队人才建设政策制度历经多次调整改革，健全完善了基本法规，初步构建起我军人才开发管理政策制度框架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全面实施人才强军战略，制定出台新的军官制度实质推开军官职业化，探索实施新型文职人员、兵员制度，稳步推进基础法律和主干法规论证制定，形成有利于释放创新潜力、激发创新活力的制度机制。新时代推进人才开发管理全面转型升级，必须以充分调动军事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及时研究解决新矛盾新问题，进一步健全完善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体系，催生形成各类人才充分涌流、活力竞相迸发的生动局面。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