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成长——忆抗敌剧社少年艺术队片段

　　战火中成长

　　——忆抗敌剧社少年艺术队片段

　　■魏 风　　郝玉生

　　1937年严冬，北风呼啸，炮声隆隆。成立不久的抗敌剧社，转战在河北省西部山区。在剧社的行列中，有两个军衣盖过膝头的小八路，跟着同志们一起爬山、过河。他们是14岁的栗茂章和12岁的刘如舟，是剧社第一批小社员。

　　到了1940年，剧社的小社员陆续发展到20多个，其中还有张华、兰地、田华、华江等一批女社员。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本应该在慈母身边生活，在阳光下游戏，在教室里学习。可是，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掠夺、旧中国家庭生活的饥寒贫困，把我们卷到了时代激流中。党组织和剧社的同志们，抚育我们在革命队伍里健康成长。抗敌剧社成了我们的家。

　　剧社为了更好地对我们进行培养教育和发挥我们的作用，成立了儿童演剧队(后来改名为少年艺术队)。在那战斗紧张、物质条件又十分困难的年月，要把这么一批孩子带好，剧社的同志们付出了多少心血和精力啊!在激烈的战斗中，葛振邦、郭东俊等同志负责我们的安全，夜行军时帮助我们背背包，过河时拉着我们的手穿过急流。到了宿营地，我们躺下就进入酣睡，而胡朋、林韦、陈群等同志，却要把我们穿破的鞋子、袜子一针一线地补好后，才去休息。那时候，饭不够吃是常有的事，同志们总是设法让我们吃饱。大伙儿一起到庄稼地里逮些蚂蚱烧着吃，年龄大的同志也要多分给我们一些。冬天，由于不能洗澡，我们这些孩子头上、身上都生了虱子。胡朋等同志就到老乡家烧一大锅开水，给我们洗头、烫衣服……丁里同志写的歌剧《钢铁与泥土》中有这样几句歌词：“在困难的环境下，互相友爱更伟大，同志们的友爱强似爹和妈。”我们从心里感受到这几句普通歌词的深刻含义，常常噙着热泪唱它，至今仍记忆犹新。

　　幼苗需要阳光雨露。我们这些仅仅上过几年小学的孩子，要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成为八路军的宣传员，迫切需要知识的浇灌、培育。剧社领导为我们安排了许多教员。指导员刘佳同志负责给我们讲时事和政治课，胡朋同志给我们讲算术课。歌焚同志是我们的语文教员，常常利用行军途中休息的片刻时间，坐在背包上批改作文，改正我们日记中的错字。还有一些同志给我们讲戏剧、音乐、美术课。大家还指导我们阅读一些革命理论方面的书籍和一些文学名著。晚饭后，在山坡上、小河边、大树下，经常是三三两两的“大同志”和“小同志”在谈心。行军路上，也是一路走、一路谈，“大同志”们有的讲八路军英雄的故事，有的讲文学艺术常识，有的帮助分析角色。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读书的空气却很浓厚。有时我们找到一本《铁流》《毁灭》《雷雨》，或是一部《水浒》，真是如获至宝，争相传看。吴畏同志不知从哪里找到一本英文版《安徒生童话》，利用战斗空隙为我们翻译了其中一些篇章。

　　这期间，(晋察冀)军区宣传部部长潘自力同志经常来给我们讲政治课。他经常骑马跑七八里路，从政治部到抗敌剧社来，课堂就在一个农家场院里。他坐在我们中间，讲述着动人的故事，把革命的种子撒在我们心中。当他讲到打败日本侵略者后要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情景时，我们常常是不等他讲完就七嘴八舌提出各种问题。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孩子，对他所描述的大工厂、拖拉机都是陌生的，而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憧憬，却是极为虔诚的。

　　在北风凛冽的数九寒天，我们也要按规定在满天星斗的清晨起来练功。如果有谁怕冷把手放在袖子里，或是有谁练功时精力不集中，都会受到批评。副社长汪洋同志给我们排戏时，要求更严格。他不但是在排戏，而且是在给我们讲课。剧社的同志把爱护同严格要求结合起来，教给我们的不仅是艺术上的知识，还有对待革命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对待艺术事业严肃认真的态度。

　　在学习和工作实践中，我们队伍里的高虹、张永康、田华、华江等同志，开始显露出艺术才华。剧社领导对这些将要破土而出的好苗子感到高兴，倍加爱护。胡可同志写了儿童组歌《爱护村》的歌词，交给当时只有15岁的张永康谱曲，徐曙同志又细心地帮助修改。这个节目曾在敌占区多次演出。在杜烽同志的热心帮助下，我们自己编写并演出了《小玲子》《战火中的孩子》《闹学》等独幕话剧。

　　当抗日根据地军民同侵略者进行殊死斗争的时候，少年艺术队也成为一支小小的战斗力量。在行军途中，我们提着白灰桶，一边走一边写标语、墙头诗，或是画宣传画;到了驻地，就分头到儿童团、妇救会教唱歌。当部队要出发打仗时，我们在村口路边搭起鼓动棚。对祖国的热爱、对战争胜利的渴望，使我们全力以赴投入紧张工作中。

　　在演出方面，我们担负起力所能及的一些任务。起初，我们演出了表现抗日战争相持阶段艰苦斗争的舞蹈《过难关》、反映人民战争的舞蹈《空城计》《交通战》等节目。到后来，我们的担子越来越重，经常要负责演出一个晚会的所有节目。这时，吴畏同志为我们写了大型话剧《儿童万岁》，胡可同志为我们写了多幕话剧《清明节》。1941年反“扫荡”胜利以后，汪洋、歌焚、徐曙等同志为我们排演了大型童话歌舞剧《乐园的故事》，用童话剧形式反映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当时物质条件十分困难，但我们尽可能根据童话剧的需要制作了服装、道具，设计了布景、灯光。群众看到这出戏，觉得新鲜别致、生动活泼。有的老乡竟然跑几十里路专为看这出戏，有的部队指名要我们去演《乐园的故事》。

　　少年艺术队在战斗的火焰中建立、成长。我们中的一些战友，也在战火中献出了生命。15岁的边城同志，光荣牺牲在对敌政治攻势的最前线。聪明伶俐、14岁的陈玉然同志，英勇地战死在敌人刺刀下。赵鹏同志，冒着枪林弹雨去抢救一位负伤的副连长，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到了1943年，斗争更加残酷。根据当时的需要，我们许多人陆续离开抗敌剧社，有的被送到延安学习，有的走上了其他工作岗位。这标志着我们从此结束了征途上的起步阶段，作为一个战士，开始步入青春时期。

　　(摘编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