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拾忆丨走进那段延河边上的读书生活

延河边的读书生活

■胡松涛

“见面分一半……”朱光对毛泽东说。

毛泽东作气恼状：岂有此理！

面对《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仲夏夜之梦》，还有《石索》《三希堂》残帖等书，朱光和毛泽东“争”了起来。

这几本书是作家舒群来延安的途中，在日军狂轰滥炸的废墟中捡到的，一路上当宝贝带着，硬是把它们带到了延安。他到延安后，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凯丰派中宣部秘书长朱光接待他。朱光领着舒群去见毛泽东。舒群见到毛泽东，激动地把自己珍藏的那几本书拿了出来，送给毛泽东。酷爱文学与书法的毛泽东一见这些书，非常高兴，却没想到，站在一旁的朱光不依不饶，非要“见面分一半”。

谁也说服不了谁，结果还是毛泽东让步，平分秋色，朱光索走了《奥赛罗》《李尔王》《石索》碑帖。

后来，在延安《解放日报》担任副刊主编的舒群，一直记得1938年春天毛泽东与朱光“争书”这件事，并把它写在《胜似春光》一文中。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等30多所学校，把延安建成了一座“大学城”。延安的革命者为革命而读书，成立了许多“读书会”“读书小组”。其中著名的有：哲学小组，由毛泽东发起，艾思奇主持，每周一次，研究康德、黑格尔等。中央学习组，主要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新哲学大纲》《辩证唯物论教程》等。

延安的“读书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缺书。1937年4月24日，在清凉山的一个窑洞里，新华书店诞生，不过当时书架上的书实在太少，连一本《大众哲学》都没有。

有一天，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得知毛主席那里有一本《大众哲学》，连忙来到毛主席住处借书。毛主席把这本书交给他，叮嘱他尽早送还。莫文骅拿起书一看，毛主席已经认真读过这本书，书页里圈圈点点，画了许多杠杠。莫文骅取回书后，不敢耽搁，立即找人用蜡纸刻写、滚轮蘸墨印刷。因为纸张奇缺，只好在废旧文件的背面上印刷，虽然粗糙，但总算给每个小组印了一本。大家拿到这本散发着油墨香的《大众哲学》，如获至宝，争相阅读。

为了解决缺书问题，陕甘宁边区政府1937年5月开始筹建延安中山图书馆，林伯渠任馆长。为建这个图书馆，毛泽东捐了300元，彭德怀捐了200元，边区政府捐了300元。爱国人士续范亭捐赠了《古今图书集成》。冯玉祥也捐赠了许多图书。1940年7月，延安中山图书馆正式开馆，馆藏图书5000多种，还有边区和大后方的报刊百余种。

当时，延安比较有名的图书馆还有：1939年冬在大砭沟建设的鲁迅图书馆；1941年12月在杨家岭建设的中央图书馆（初名图书室）。比较大的单位也建立了自己的图书室。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比较骄傲的是，他们有一套30多册的《世界美术全集》。这套书是华北八路军在战斗中获得的战利品，整套送给了鲁艺。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冯牧说：“鲁艺虽然有一个藏书颇丰的小图书馆，但是要借到想看的书籍并不容易。于是我们就抄写和摘录，这是一个笨拙的却常常是效果昭著的办法……”

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了平剧研究院，排戏没有剧本，他们听说毛主席的藏书中有一套《戏考》剧本集，就向毛泽东借，用后归还。因为排戏需要，一借再借。毛泽东说，既然你们有用，就送给你们吧。

借书，是那个年代革命人的问学之道。雕塑家王朝闻说：“江丰同志有一本曾觉之翻译的罗丹的《美术论》，我多次借阅……”延安青年艺术剧院的白凌回忆说：“书少人多，大家轮流排队等着看。青艺图书室里的小说都被一抢而空，我性子又急，怎么办？忽然想到出去借，便想起叶剑英同志的书架上有大量的文艺书籍。在女大时，通过同学认识叶剑英同志的夫人吴博，于是我去女大南边王家坪总参谋部，直奔吴博住处，借了厚厚一摞中外名著。真开心……”当时，有个同志向作家柯蓝借了俄国文学家果戈理的《死魂灵》，却把书弄丢了。于是，他在《解放日报》1941年7月19日发表启事“寻找‘死魂灵’”：“13日下午失《死魂灵》一本，内有柯蓝署名，携去者希与送回。如有此书的同志愿割爱者，请寄王家坪。本人愿以重价或书籍交换。”

因为图书缺乏，大家借书，抄书，交换书，在报上刊登启事征书，还不停地编书，传出不少佳话。

1941年5月29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中央秘书处”的“征求文献启事”：本处急需一九三〇年九月、十月间中共三中全会决议案，及一九三一年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各一件……当以解放社出版之任何书籍五本奉酬。这则启事是毛泽东吩咐刊登的。五本书的奉酬，是一笔不小的奖励。毛泽东为何急着找那些文献？为的是编书《六大以来》。

鲁迅艺术学院在周立波的主持下，开了一个“名著选读课”。周立波指定的书目有鲁迅的《肥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高尔基的《我的旅伴》等，学员先按指定书目阅读，上课时发表读后感，最后周立波作总结。

《安娜·卡列尼娜》当时只有周扬翻译出来的半部书，成为延安的流行读物。鲁迅艺术学院图书室有两本《安娜·卡列尼娜》，预约这本书的登记者超过200人。作家方纪跑到杨家岭中央图书馆，借到一本《安娜·卡列尼娜》。他打开一看，上面有毛泽东亲笔眉批的许多文字。

作家冯牧回忆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笔记本，在那上面用蝇头小楷抄满了自己所喜爱的但图书馆中只有孤本的一些文学名著。……我曾经有一本手抄的梅里美的散文《西班牙书简》（全文大约有五万字）和都德《磨坊书简》的选本，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才遗失掉。”

延安的书，有革命者带过来的，有通过各种渠道买进来的，还有自己编印的。中央出版局在延安出版了几百种书。周恩来每次从重庆回延安，都搜罗大量大后方的图书带回来，还专门为边区保育院小学购买了几百本适合小朋友阅读的图书，如《洋铁桶的故事》《吕梁英雄传》等。渐渐地，延安的书多起来。在清凉山下的新华书店，可以买到《列宁选集》、毛泽东著作、鲁迅著作等。

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说：“目前全中国找不到像边区那样安静的地方，能让读书人无所顾忌，有吃有穿，平心静气进行读书和研究。”力群说：“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要读一点马列主义的书还得偷偷地读，弄得不好就有坐监牢的危险，现在来到延安可以光明正大地学了。在这方面我真是如饥似渴。”

延河边上的读书生活，改造了许多人的世界观。木刻家古元回忆说：“我最先读到一本很好的书——《共产党宣言》，这本书虽然字数不多，道理却讲得非常深透，比较容易看懂，我接受了这个学说……”作曲家冼星海来到延安，立即融入到延安的学习热潮中。他说：“为学习浪潮所推动，我也学习理论，最初只限于与音乐有关的东西，后来知道还不行，我就也来一个学习社会科学的计划。我看了一些入门书之后，觉得不至于落在人后了。但慢慢发生了兴趣，我竟发现了音乐上许多的问题过去不能解决的，在社会科学的理论上竟得到解答。”

1947年，中央机关及所有院校都忙着转移，迎接战争，大家把杨家岭中央图书馆的藏书秘密地藏在几个窑洞里。一年后，党中央已经转移到河北西柏坡附近，中宣部的曾彦修建议把埋在延安的书挖出来，拉回西柏坡。中央办公厅采纳了这个建议，派人去延安，把书挖出来，找了几十匹毛驴，把书驮到河北。不久，这些书跟随党中央一起进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