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国际化战争冲突潮与两岸关系新挑战新抉择

郑剑（资料图）

    作者 郑剑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学习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

　　继美国因“911事件”而制造了冷战后诸如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战争烂尾工程”之后，以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以出乎意料的时间节点但不出乎意料的逻辑必然而爆发后，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冷战后人类和平合作新阶段的结束，新一轮全球化战争动荡大幕拉开，并以越来越大的力度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发展主题的维系。与此同时，因冷战结束而二次爆发的“全球化”进程也因为美国为首的个别大国的内部矛盾、对外政策急转弯而出现严重迟滞甚至逆转的趋势，“逆全球化”进程势头强劲，全球经济社会一体化对国家及国家集团间战争冲突的约束作用随之开始下降。经济社会的密切连接固然无法缔造永久和平，但“逆全球化”的经济社会进程必定不是人类和平发展的福音。当前，新一轮战争动荡正在地球蔓延，考验着人类文明的成熟程度。

　　这新一轮国际化战争冲突潮，亦构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大特征。与冷战时代相比，这一轮战争冲突潮既有其相当程度的继承性，也有鲜明的新特点。

　　一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仍是根本策源地，地缘战略竞争是最现实动因。人类国家文明几千年，基本在文明与文化、意识形态与制度、地缘战略与实际利益层面的竞合中展开，其中前两者往往是旗帜、旗号、道义宣传抓手，后者才是根本。俄乌冲突、巴以冲突、阿以冲突是当事国、域外介入大国地缘战略竞争的产物，也是战略竞争焦点本身，致乱塑势、以战谋利、拱火延战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国家战略运筹的主要方法手段。俄乌冲突是美欧与俄罗斯地缘战略博弈的结果，巴以冲突是美国战略东移、以色列重建中东新秩序的战略抓手。北约背信战略东扩在前，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在后;没有以色列强行在迦南故地建国，便没有中东国家和政治势力的抗以战争。换言之，战乱不是爱好和平的国家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天然选择。当今世界的现实和潜在的战争冲突热点，几乎都有大小霸权争夺、塑势的背景，只有铲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人类才能告别战争，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中关于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的论断至今不朽。不难断定，如果没有美国插手，世界大变局中的台湾海峡基本上会风平浪静，“台独”分裂分子绝对不敢兴风作浪。2024年11月5日，美国总统大选揭晓，特朗普超常二次当选、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实现全面执政。特朗普反复宣称任内结束现有战争且不发动新的战争，但特朗普治下美国的霸权主义基本国策不会颠覆，“美国优先”本身就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美国的军工利益集团不会自裁，输出武器也是特朗普解决美国经济问题的不二法门;美国的强人政治不会温良，特朗普的当选激起了美国社会强烈“独裁”警觉;美国民粹主义不会内卷，民粹主义与对外霸权扩张冒险是孪生兄弟;美国的地缘战略抓手国家和地区不见得远离战争，全球霸权必然带动地区霸权、引发战争冲突。这一切都决定了只有4年任期的特朗普，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挥洒空间有限，美国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和平鸽。

　　二是意识形态、文明冲突的旗号高举，千方百计掩饰实际利益争夺的本质。无论发动战争冲突和还是被动应对，当事方、介入方都讲求“师出有名”，都要把自己打扮成道义、正义的护卫者，把对手描述成十恶不赦的魔鬼，以求对内凝聚团结，对外争取与国。从出兵动武的理由、军事联盟的抓手、争取与国的话术，到联合国阵地、各类国际论战平台，莫不如此表演。当前的美西方，已经以己方的标准建构起“民主自由”对“威权专制”、“战后秩序规则维护者”对“改变现状新兴力量”的战争冲突“政治正确性”时代特色认知框架，并强行向全世界推销，顺之者友，逆之者寇;双重标准，意识形态划线;无理偏袒一方，肆意围殴另一方。实际上，美西方这种“高居山巅”、利己主义、双重标准的表现本身，就揭示了其意识形态和文明冲突旗号的虚伪性，揭示了其背后的实际利益动机。美国为了战略竞争，维护独霸地位，可以任性制造国际热点、策动国际对立、挑动国际战争、拱火消耗对手，在其所塑造的一系列地缘战略事件中，无不淋漓尽致体现出其唯我独尊、唯我独正、唯我独裁、唯我独享的无耻嘴脸，最无耻的行径都要自我涂抹上最“亮丽”的油漆。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打着维护“民主自由”、二战后秩序、国际规则等旗号拱火塑战，不惜掏空其所一次次信誓旦旦的一个中国原则，歪曲举世公认的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精神，践踏白纸黑字的中美关系三公报，攻击中国大陆“侵略扩张”“改变现状”，激励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反中抗中”、整军备战，以台制华，以台耗华，以台乱华，为其未来十年(2022年至2032年)竞赢(outcompete)中国大陆的国家战略目标服务。正如当代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创立者、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所指出的，“尽管大国几乎总是(这一点以己度人、以偏概全了——笔者注)按现实主义行事，但它们经常宣称自己受更高的道德目标而非均势的考量所驱使。而且，它们把对手描绘成邪恶或不道德的另类。这种行为在美国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在世界舞台上，美国常常举止粗鲁，却口口声声声称自己的行为是道德的、正确的，而其对手的行为是邪恶的、错误的。这大概会引起许多中国读者的共鸣。他们一定已注意到，美国的精英们常常用理想主义术语谈论外交政策，却以现实主义方式行事。”(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一版 PⅩ)

　　三是战争冲突尺度控制动机强烈，但扩大蔓延之势却愈演愈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这些战争冲突目前均以局部的方式展开，有限的目的、巨大的消耗、民众的耐力、国际的一部分压力，使得战争冲突中的任何当事方主观上均希望以较为有限的作战取得最终的胜利，但也没有一方愿意承受失败。于是，战争冲突中由此出现了既想自制但又不得不更加全力以赴的矛盾运行逻辑。动机与现实，能力与目标、自身与外部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此错综复杂，现实的情况是，无论俄乌冲突还是巴以冲突、阿以冲突，范围都在扩大，时间越拉越长，强度逐步升级，甚至一步步向核门槛迈进。深层次的原因是，俄乌冲突实质上是美俄、欧俄甚至东西方在对抗，国际牵动面之广、之深、之复杂，冷战后前所未有。美西方在切切实实地联动操作这些战争冲突与其他矛盾热点，在全球和地区塑势造势，谋求变局中的更大战略利益，巴以冲突一定程度上是俄乌冲突的扩大蔓延，阿以冲突是巴以冲突的蔓延，且蔓延升级或威胁蔓延升级本身亦成为各方战争与战略博弈各方的一种危险的手段;中国大陆周边的半岛、南海、东海、台海等区域的动荡、危机与生变，与美西方对这些战争冲突的地缘战略操纵息息相关。目前态势看，正在进行中这些战争冲突，都面临中局部战争向全面战争蔓延升级、两国战争向多国战争蔓延升级、当地战争向异地战争蔓延升级、常规战争向核战争蔓延升级的风险;这些战争冲突中都有拥核的当事方，民用核设施已经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涉军核设施受到打击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宣示被一再明示或暗示。对于不能接受失败之后果的核国家来说，跨越核门槛的冲动始终存在，谁也不能断定俄乌冲突会不会升级为核战争，谁也无法断定伊朗、俄罗斯、乌克兰的核设施不会成为军事重击的目标。

　　四是速决战持久化，战争结局变数大。主观上的速决战都打成了持久战，俄乌冲突已经打了两年九个月，巴以冲突打了一年另一个多月，且战争态势仍复杂，结束遥遥无期，结局难以预测，谁是最后的赢家不但难以断言，甚至胜负的标准本身也会成为一种待议的问题。当上一场战争成为下一场报复战争的动因的时候，就不能说上一场战争结束解决了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当下战争冲突出现这种速决战持久化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力量优势反差不够，某方没有形成持续的压倒性胜势;二是战争企图还是过大，目的与能力及约束条件之间的不对称关系起了足够作用;三是国际博弈介入背景复杂，战线后面有战线，敌人后面有敌人，对手后面有对方;四是战争规律发生变化，以往集中兵力攻城略地、打歼灭战的作战样式已经过时，分布替代集中、韧性替代刚性、体系替代单一的新型作战登上历史舞台，信息化、智能化条件下的带有持久性质的城市战、街巷战、坑道战、分布式野战攻防的战略地位上升。也就是说，战争的环境条件、地位作用、运行规律都变化了，如何达成速决的目的需要新的探索并用新的战争实践来检验;技术进步已经使得一部分政治家、战略家的思想落后了，军事牵着政治和战略的鼻子走。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政治和战略被军事牵着走，就本末倒置了，就会酝酿更不堪设想的后果，包括久拖不决。

　　五是局部牵动全球和地区，世界大战重新威胁人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有分量、位要点、处于关键时期的国家和地区，都在或关注，或影响，或利用，或不同样式参与进行中的战争冲突，加紧实施战略塑造，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紧张警惕着下一场牵动自身的可能战争冲突，以免届时被动应付，吃亏上当、万劫不复;积极筹划着发动或应对下一场相应的战争冲突，以争取主动，避免战略失误、成为最终输家，所谓忧患意识、全球意识、战略意识，无不得到各国和地区政治家、战略家的重视。谁缺乏这些素养和意识，谁就可能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输家。大变局下的这种战略思维，使得现代战争冲突的动因更加复杂化、联动化、对抗化变化，必然更广泛深入地影响地区和国际战略格局调整。战争冲突发生地域有限，但进程和结果必然牵动地区和国际秩序、格局进程。在这个牵动进程中，霸权主义是推手，东西方、中外之争尽情显现。即便有的国家想作壁上观，也难以置身事外。这种情况可能导致的更严重后果是蔓延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往历史过程中，每一次世界或地区大战，都是全球或地区利益大调整的结果;任何全球或地区大战，都是从局部突发事件、有限规模战争冲突蔓延而来的。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警笛便长鸣。随之而来的巴以冲突，更给“第三次世界大战论”派以新的实证。人类社会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近80年了，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全人类共同的期盼，难道人类文明又要重蹈大战覆辙?

　　新的战争冲突浪潮及其严重影响值得海峡两岸高度关注、百倍警惕、谨慎处置，能否避免被卷入世界新一轮战争冲突潮，是两岸必须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重大问题，关乎长期命运。海峡两岸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也要为地区和全人类的和平做贡献，不能上美西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当，以致误入对方设置的战略陷阱。这里的关键，是真正认知自己的利益是什么，认知历史的大势是什么，认知和平的条件是什么，认知发展的机遇是什么。只有两岸中国人团结起来，同心协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祖国完全统一进程，才是人间正道;只有真正把准利益所在，稳定两岸关系，加强交流交往，不给外部势力置喙余地，才是利益最大化之路;只有坚决消灭“台独”，发展爱国统一的健康力量，夯实和平的政治基础，才能拔除台海战争冲突的“定时炸弹”;只有相互扶持，共同面对挑战，化解各类风险，才能维护和平发展的大局。

　　这里有必要提醒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你们不必，也没有条件对现有战争冲突见猎心喜。如果以为大陆会因某一场战争冲突而投鼠忌器，对“台独”分裂、国际干预视而不见，那是自欺欺人。反“台独”反干涉战争是正义战争，全体中华儿女、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胜;台海任何形式的战争冲突对“台独”的结果都一样，都是灭顶之灾;台湾海峡已经不是日益相互现代化的解放军进军路线上的天堑，“台独”四顾之下的大海大洋倒是其所寄托的外援的天堑;中国大陆国际地位已前所未有，不是现有战争冲突某方可以比拟的;目前两场战争冲突还没有结束，以未果的事件作为自我求证的实证岂不荒唐可笑!民进党和“台独”分子见猎心喜，借助现有战争冲突鼓噪“反中抗中”、“台独”分裂、争取与国、提升国际能见度，必然失败。

　　时下，民进党赖清德当局执迷不悟，近来集中力量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包括派出军政高官外窜、接受国际媒体采访、参加国际智库研讨、发布“挟美谋独”报告，宣扬台湾“准备好打仗”了，以争取与国、掩护“台独”。由此联想到上台以来的其他一系列挟洋谋“独”行径，表明其争坚定地走在误判形势、剑走偏锋、引狼入室的道路上。美国著名战略理论家约翰·科林斯在其名著《大战略》中指出，除非出于绝望挣扎或过于自信，否则大概没有一个头脑清醒、懂得全面战争含义的人会蓄意发动一场全面战争。台海战争对台湾地区来说，就是全面战争。赖清德之流剑走偏锋，既是其“出于绝望”的反映，也是其“过于自信”使然。在赖清德之流头脑里，理性、温良早已让位于偏执、狂妄。假如台湾民众被赖清德之流建“台独”分裂之“功业”的强烈动机裹挟着走，后果可想而知。把台湾绑架到世界的角斗场而不是两岸的和平域、投送进美国的遏华圈而不是中华的共同体，必然引火烧身，是死路一条。可以肯定的是，今后海峡两岸的统一无论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还是以战争冲突的方式解决，只要甘当“台独”分裂分子、外部势力走狗，下场都会极其可悲。无论历史评价、法律惩戒、军事打击、定点清除等等，一切皆有可能。即便他们的子孙后代，也要为他们在前辈这个时代的罪恶选择买单。

　　台湾方面作为“小者”，应该记住，在战争与和平这种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孙子兵法▪谋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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