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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动因与台湾问题的恶性演变

2025-05-26 10:44:39

郑剑

郑剑,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台联台情咨询专家,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国际政治、军事安全、台湾问题等研究。著有《孤岛残梦—国民党在台湾的日子里》、《台湾秘史—前所未闻的台湾故事》、《潮起潮落—海协会海基会交流交往纪实》、《折冲共融——变动中的两岸关系》|,合著有《跨越太平洋—中美首脑外交50年》、《猛醒吧日本》、《拉宾之死》,参与《世界战争史通鉴》、《中国学者论未来战争》等书撰写,在境内外发表大量学术文章。参与组织多部历史文献电视片和纪录片摄制。

郑剑

郑剑(资料图)

  

  作者 郑剑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学习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祖国大陆国防和军事现代化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时至今日,一南一北两型“六代机”在2024年12月26日这个特殊日子同时亮相,以致美国、美军都自感重蹈“斯普特尼克时刻”,却又无力让中国大陆重蹈苏联盛极而衰的历史覆辙。至于祖国大陆国防和军事现代化建设的推动力是什么?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

  ‌ 远因‌众所周知,即“落后就要挨打”的百年历史教训。结束百年屈辱,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解决军事落后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及其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始终重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便提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的要求。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国防,这是“四个现代化”的最初表述。同年10月,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将中国军队现代化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代为清末新军,第二代为黄埔军,第三代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号召“建设世界上第二支强大的近代化(即现代化)革命军队(苏联军队是第一支)”。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将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强调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后,“四化”建设持续推进。20世纪90年代,1997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跨世纪发展“三步走”战略构想。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三步走”实现时间提前15年。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确保2027年建军目标,形成2027年、2036年、本世纪中叶新“三步走”战略,明确2035年实现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台海形势虽历经巨变,但军事斗争从未中断。即便在和平时期,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政策也使解放军现代化建设始终需应对台海潜在变化。为和平统一,必须具备强大的军事遏制力。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美国、苏联等方向的威胁长期主导国防建设重点,台湾海峡并非主要方向。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百万重兵陈兵边境,台海方向更趋次要。70年代中后期,中美关系解冻及建交推动两岸政策调整,台海局势缓和,和平统一曙光初现,备战压力骤降。1985年解放军百万大裁军时,专司对台作战的福州军区被撤销,释放了明确和平信号。此后,若两岸延续和平交流、商谈与统一的道路,台湾社会便无需如当下般为战争忧惧。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便涉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近因‌。究竟何种事态加速了21世纪祖国大陆国防军事现代化的“突飞猛进”?许多人归因于1991年海湾战争,但此说需审慎考量。海湾战争展现的现代化作战理念、装备与体系,确令解放军深感冲击与焦虑,“落后”成为关键词。全军掀起革新浪潮,“体系对抗”“装备代差”“高技术局部战争”等概念应运而生,军事思想与作战理论发展进入高潮。然而,海湾战争对硬实力建设的推动实则有限。彼时大陆现实威胁有限,且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要求军事“忍耐”。邓小平提出的“军队要忍耐”思想在战后被重申。1995年9月,江泽民批示“军队要过紧日子、精打细算”,节制军备投入。中央军委据此转发三总部意见,要求顾全大局、勤俭建军(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中国概况/中国军事大事记-1995年)。彼时海军主力仍是051、053系列驱护舰,052、053改型零星列装;空军以歼-7、歼-6为主,苏-27凤毛麟角;陆军坦克以59式、63式为主,88、89式少量装备。即便5.8毫米轻武器换装亦进展迟缓,训练经费短缺导致飞行员年飞行时数远逊美军甚至台军。

  真正为国防现代化注入空前动力的是1999年5月8日美军B-2隐身轰炸机以“杰达姆”制导炸弹袭击我驻南联盟使馆的“炸馆事件”。5月8日、9日、11日,江泽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定性事件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我驻南联盟大使馆”,强调“国防建设必须进一步抓紧……有备才能无患”“要卧薪尝胆争这口气”(《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324页)。此后,经济实力支撑下,国防现代化步入软硬件并进的快车道。21世纪初密集亮相的高技术装备,多源于此时的战略决策。

  然而,仅有“炸馆事件”推动仍不足。需明确对手、战场及威胁方向。尽管上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缓和后已有争论,但最终定调者系李登辉、民进党当局及“台独”势力的挑衅。1999年11月24日,江泽民在中央军委“三讲”会议上总结十年工作,将“军事斗争准备”列为首要任务,唯一提及的场景即台湾问题:“台湾当局沿分裂道路越走越远……我们必须立足应对复杂局面,切实抓紧军事斗争准备。”(《江泽民文选》第二卷,第473页)换言之,“台独”的现实挑战迫使大陆武装力量转向台海。

  ‌ 为何是“台独”?‌因其威胁不容回避:一旦“台独”触发战争,将打断现代化进程并可能引发中美冲突。因此,大陆须以万全准备遏制“台独”、维护和平、拒止干预。持之以恒的努力使“不承诺放弃武力”政策有效遏制了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的冒险,迫使国际干预势力收敛。若无强军备,岛内统派无倚靠,“台独”气焰与外部干涉势必更难遏制。

  当前,赖清德当局的盲动性、冒险性与危险性加剧台海战争风险。相较陈水扁的“适可而止”与蔡英文的“维持现状”策略,赖清德迷信“现状即台独”的塑造式分裂,倚仗美国“以台制华”战略,误判可游走于大陆底线。其独断个性助长下属逢迎之风,形成危险的“赖式统治”。

  需警醒赖清德之流:二战后美国策动或参与的战争,凡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因素,均以失败告终——从中国内战到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皆然。根本原因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所言:正义性决定政治组织力强弱。中国统一属内战,“台独”毫无正义与法理可言。赖清德鼓吹的“民主”幌子无法号令国际,唯正义与利益结合方具感召力。俄乌冲突中,中国坚守国际正义,“与道义合作”恰与美国的“利益合作”形成对照,揭示博弈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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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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