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泊所简牍看汉朝的西南边疆治理

西汉以来，中原王朝已经开始对我国西南边疆地区进行治理。公元前109年，汉朝在云南滇池地区，正式建立起益州郡，开始了对西南边疆云南的治理。2021年以来，在云南河泊所遗址中，出土了数万枚简牍，其中2000多片写有文字，为益州郡及滇池县官署的相关遗存。目前公布的遗存信息，已经显现出汉代中原王朝对当地的多领域治理、中原文化对于当地的深刻影响。

河泊所简牍材料显示，当时汉朝在益州郡已经建立起和内地郡县一样的编户齐民制度，以及各级社会基层组织。河泊所出土的大量基层户籍档案，格式与内地出土汉代户籍简牍完全相同，如一枚户籍简牍记载：“钥奉宗宁□里户人士伍奉年卌五算一卒贫”，清晰记录了一名益州郡编户民众的基本情况。他的年龄是45岁，身份是“士伍”，户口信息登记为某县、某乡以下的“宁□里”，类似于现代的某村。这也表明，汉朝在边疆的益州郡，已经和内地一样，建立起郡、县、乡、里的行政序列与基层组织，并对基层编户民众有清晰的户籍登记。这种治理水平，远远超越了此前古滇国时期以氏族血缘为纽带的原始松散的治理结构。

河泊所简牍中有记载，益州郡建伶县有“髡钳吴屯代杨闵”。“髡钳”是一种刑罚，要剃掉头发和胡子。吴屯、杨闵都是内地人的名字，即吴屯代替杨闵，前往益州郡服役或作为新移民。秦代以来，中央政权就通过将内地罪犯等移民到巴蜀，以实现开拓巴蜀、治理巴蜀的目标。河泊所简牍表明，汉朝继承了秦代的这一政策，并将其继续向西南边陲地区的益州郡进行拓展，以强化对西南边疆的管控。

除了对编户管理的乡、里基层组织外，河泊所简牍也反映出汉朝在益州郡建有亭、邮的治安、文书信息传递系统。亭是在不同乡之间的治安管理机构，秦汉时大概在十里之间就设立一个亭，刘邦就曾担任过泗水亭长。亭长下设有“发弩”“求盗”“亭佐”“亭卒”等下属吏卒，负责帮助维持治安，并配合“邮”的信息传递渠道。河泊所H18出土简牍中有“滇池以亭行”的文字，表明益州郡下属滇池县，建立有亭、邮的治安、信息系统。在内地出土简牍中，“××以邮行”是一种常见的文书格式，“滇池以亭行”即是将密封的文书等材料，从基层通过亭传递到滇池县。汉代政府通过文书的传递，可以有效沟通基层乡、里与县、郡级政府之间的信息，保持对基层的有效治理。此外，通过亭、邮所构建的交通、信息系统，益州郡与内地，尤其是经营西南夷的前沿巴蜀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目前公布所见河泊所H18简牍中，记载了巴郡江州、成都、广汉郡、梓潼等巴蜀地区与益州郡之间的文书、信件往来，其中一些还记载了蜀地车队和物资向益州郡的运输。河泊所H18出土的书信简牍，是一个外地叫“富紃”的人，写给益州郡当地青、平、子林、文先、少□这五人的信件。这封书信的文化面貌与内地信件的格式、用语也完全相同。五位作为汉官吏的收信人，可能也来自中原内地，显现出当时文化面貌上的统一。这些都表明，汉朝以巴蜀地区为开拓、经营西南地区的腹地，通过巴蜀和中原内地，源源不断地将人员、资源向云南益州郡等更遥远的西南边疆地区进行输送。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行政、文书、邮政、信件等之外，汉朝还在益州郡当地推行中原教育，传播中原文化。在河泊所就出土了《论语》的简牍，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普及性读物，是中原文化在边疆地区教育传播的重要内容。汉朝西北边疆的居延、东北边疆的乐浪等地，都曾有《论语》简牍的出土发现。在昆明河泊所出土残简中，有“季氏旅于”和“能救与对曰不”两段内容，即出自《论语·八佾》：“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这条内容的意思是，鲁国的执政大贵族季康子，要到泰山去祭祀，叫“旅于泰山”。“旅”在西周金文中，指可以挪动和移动的器物，携带很多旅器去祭泰山，是周王、鲁国国君才有的资格。季康子作为鲁君之臣，是一个“陪臣”，并没有资格携带旅器去祭祀泰山。孔门弟子冉有，当时是季氏的家臣，于是孔子就向他询问说，你是否能阻止季康子旅祭泰山这种违背礼制的行为？冉有遗憾地表示，我没有这种能力。

《论语》中这一条内容，很生动地展现了孔子试图挽救“礼崩乐坏”的这一文化背景。在遥远的云南河泊所遗址中出土这条《论语》简牍材料，表明随着汉代时期中原文化、教育在西南边疆的传播与推广，以《论语》为代表的中原文教，在西南边疆的土地上开始落地生根。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汉章帝时蜀人王追担任益州郡太守，在行政与教化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在当地开始建立学校，推行中原的风俗文教。他在边疆地区治理取得美政，也迎来了“甘露降，白鸟见”的祥瑞。

汉代从董仲舒以来，便从《公羊传》中提炼并弘扬“大一统”的思想。在这一背景下，汉朝对各地的边疆治理，都采取了积极有为的政策。云南河泊所遗址新发现的汉代简牍，以真实生动的文字材料展现了汉朝在西南边疆从行政、职官、司法、交通到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一系列可观的治理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