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证比生命还贵重”
■张宝蕾 王 昊
长征路上,党岭山上。
1936年2月,风雪弥漫,红军官兵正奋力翻越。时任红四方面军总兵站部部长的吴先恩走到一处山崖下,发现了露在雪外的一只胳膊,拳头紧握着什么。吴先恩跑上去掰开手一看,里面是一张党证和一块白洋,党证上写着:“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一九三三年三月入党。”
吴先恩取过党证和白洋,默默地低下了头:“志海同志,你的党证和最后一次党费,一定替你转交给党。安息吧,同志!”
在革命先辈心中,党证是身份的标识,是光荣的象征,总是像生命一样被珍惜和爱护。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陈列着一张浸染鲜血的珍贵党证。这张党证四寸见方,平平展展。党证的主人是陈波。
1934年,红四方面军进行反川军“六路围攻”的战斗。为激励广大党员在战斗中殊死拼搏,红四方面军党组织决定给优秀党员发放党证。经过讨论,党支部同意为陈波发放党证。陈波领取党证后,缝制了一个小皮囊,别在腰带上,专放党证及用作党费的钱币。
1941年3月的一天,陈波为全团官兵示范滚雷的使用方法。在操作过程中,滚雷一触即发,陈波倒在血泊里。经过抢救,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失去了一条胳臂。手术后醒来,他用残留的右手摸到腰带上,发现少了什么,便焦急地问道:“小皮囊呢?”护士将他的血衣翻了个遍,终于找到那个火柴盒大小的皮囊,从中掏出一张被鲜血浸染的党证。
无论是在艰难漫长的长征路上,还是在后来百团大战及辽沈、平津战役的战场上,这张党证一直被陈波贴身带着。它是陈波一心向党的历史见证,更是他坚定信念的生动写照。新中国成立后,陈波被授予开国少将。
陈波对子女教育非常重视。1965年,陈波的大女儿即将初中毕业。一天晚上,他正在批阅文件,女儿来到他身边,央求他帮自己走门路升学或找个理想的工作。女儿认为凭着爸爸为革命付出的一只胳膊和两条残腿,“人家也会照顾的”。陈波坚决不同意:“孩子,革命为我留下这两条残腿,是要我去走先烈没有走完的路。如果凭着它去要照顾、谋私利,烈士纪念碑上的石头也会流泪。”
随后,陈波把4个孩子叫到身边说:“如果你们处在战争年代,所追求的是安逸生活,迷恋的是屋檐下乐园,又怎么能提着脑袋去投身革命?”讲到这里,陈波取出自己血染的党证说:“今天,对着我的党证立条家规:以后谁也不准利用党对我的信任要照顾、谋私利!”陈波用党证定下的家规,被子女牢记心头,大女儿后来主动要求到北京郊区南口农场当林业工人,其他孩子也一个个到陕北农村插队劳动、接受锻炼。
开国少将方槐同样看重党证。有人问方槐:“您一辈子干革命,最看重的是什么?”方槐拿出了随身带着的党证给他看。
1932年,方槐入伍。1年后,他光荣地入了党,拥有了一本神圣的党证。长征中,虽然多次历险,但方槐一直把党证贴身保管着。方槐的想法很简单:“党证比生命还贵重,什么都可以丢,她不能丢。”
1937年底,方槐被组织选派赴新疆学习航空技术。遵照党中央规定,凡是到外面工作学习的同志不能暴露身份。方槐拿出党证交给好友陈鹤桥:“这本党证跟我走过长征,现在交给你保管,如果我死了,就给你留个纪念;如果能再见面,你就交还给我。”
12年后,战友相见。陈鹤桥把方槐领到住处,指着一个旧皮挂包说:“这里面是你的党证。老战友,这党证跟着我南征北战打了许多仗,挺进大别山时,我的马褡子和所有物品都丢了,只剩下身上穿的衣服和一支手枪,你的党证因为缝在内衣口袋里才没丢。”手捧泛黄但依然平整的党证,方槐热泪盈眶。 后来,方槐常给战士们讲党证的故事,告诉他们不忘来路、不忘初心。
历史上的党证,见证了革命先辈的好作风、好样子。今天,有形的党证没有统一制作,但无形的党证有着同样的标准,那就是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这既彰显着真理力量,又充满着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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