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政府以“国力未充，无力抗日”为由，对日推行妥协退让政策。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1934年6月23日至7月7日，瞿秋白以“维嘉”为笔名，在《红色中华》报分5期连载《中国能否抗日？》。文章介绍了包括东北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坚定了苏区军民抗日必胜的信念。文章观点鲜明、立场坚定，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关头的政治主张和党性原则，即坚决抗日、反对投降、依靠人民。《红色中华》报作为当时中央苏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中国能否抗日？》的登载有效激发了工农群众抗日救国热情，对当时的局部抗战及此后的全民族抗战产生了积极影响。
瞿秋白在《中国能否抗日？》一文中，引用翔实数据，运用数据对比与阶级分析，具体剖析了中国和日本在军事、经济、民众组织等方面的状况。他有力地揭穿了国民党散布的“中国无力抗日”的谬论，指出国民党虽拥有“百余万使用现代武器的军队”，却“没有派遣一兵一弹”去抗日，反而派兵去进攻“苏维埃红军”，认为这是国民党“无耻的卖国辱国勾当”。瞿秋白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深入分析战争中人和武器的关系，对比中、日武装力量，从而得出结论：“虽然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有着精良的器械，但是战争的胜败不完全决定于器械，而决定于使用器械的人。”以此批驳国民党的“唯武器论”，并最终断言：“无论从哪一方面考察，我们有着抗日的力量。”“相信自己的力量！我们‘有力抗日’！”“中国所有的工农士兵群众，所有的武器，如果都用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那是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
瞿秋白以笔为武器，坚持阶级分析与民族立场的辩证统一，从工农群众的革命主体性视角出发，彻底驳斥了“中国无力抗日”的论调，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早期理论探索。《中国能否抗日？》所蕴含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信念，以及斗争到底、抗战必胜的信心，至今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邓强 胡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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