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平衡与台湾危机

        作者 汤绍成 前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美欧所所长

　　最近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以封面议题称，台湾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引起广泛的讨论。该观点表面上有其一定的重要性，但是若从“恐怖平衡”此一辩证的概念模型来分析，可能更可以说明问题的核心。

　　冷战实例

　　在冷战时期(1947-1991)，美国及苏联两国都有大量的核子武器，足以造成全球毁灭性的核战争，再加上其各自所领导的军事防卫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简称NATO，1949至今)与“华沙公约”(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简称WTO，1955-1991)相互对峙，紧张情势经常发生，比如1961年的柏林围墙危机与1962年的古巴飞弹危机，但却维持了欧美以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和平至今。

　　当时，在欧美以外地区仍有许多中小型的区域战争，美国及苏联也曾广泛介入，但这两大国都没有直接的互相攻击对方本土。况且，自从二次大战美国在广岛及长崎投下原子弹后，至今也没有任何拥核国家在战争中使用核子武器，比如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对峙等。由此可见，核子武器的军事用途已日益被其政治效用，也就是消弭战争的功能所取代。

　　易言之，不论是美苏两大强国或是其他拥核的国家，都认知到核子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因而都成功地避免了相互使用核武攻击后的“相互保证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简称M.A.D.)，而形成一些敌对国家之间所谓的“恐怖平衡”(Balance of Terror)。在美国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所提“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中，也就是崛起大国经常与现存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规律，唯有几次例外没有爆发战争的事例，也大都发生在二次大战之后，并受到“恐怖平衡”的影响，可见此一机制对于保障和平的重要性。

　　再以冷战时期美苏两国情势观之，当时美国对苏联采取了经济封锁、联盟对峙与军备竞赛等一切非军事行为以外的对抗，因而出现两种对立的世界体系，和彼此隔绝并相互对立的两大经济集团，一是由苏联所领导的“经互会”(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简称COMECON)，以及当前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简称：EEC)，相互往来十分有限。

　　因此在1990年冷战结束前，美苏两国也才只有不到30亿美元的贸易额，其数量微不足道，当时中美贸易就达约100亿美元左右。而2019年，美国已经开始对华发动的贸易战，情况甚为类似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经济封锁的前奏，但中美两国的贸易额度则增至近七千亿美元，居世界之冠，因而美方根本无法达成预期效果。

　　新型平衡

　　近年来由于中国的崛起，中美之间龃龉不断。2015年，中美双方签订“两军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两个“互信机制”(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简称：CBM)。这也就是要在紧急的状况下，以相互通报等方式，来避免双方的军事冲突。此一机制也是源于冷战时期东西方对峙情势下而产生，其中还包括互派观察员参加对方的军事演习等，确实也发挥了纾解双方紧张情势的作用。

　　自1990年代的后冷战时期至今，由于各国之间的交往频繁，导致全球化的进展快速，各国之间都形成你中有我与我中有你高度利益交错的“地球城”(global city作者自创)新格局，因而使得恐怖平衡已从上述纯政治与军事的范畴，展延至其他诸如经贸等方面。比如2004年，当时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提出了“金融恐怖平衡”的概念，乃意味美国与中国等新兴国家经济体的相互依赖的关系，比如中方也有意在上海建立一个金融中心，以因应对于美元体系依赖的担忧。

　　进而，由于全球化的影响，讯息恐怖平衡的个案也凸显。杨洁篪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夏威夷会谈，此乃中美两国自新冠病毒疫情和香港国安法引起争议后，最高层级的官员会面。当时美国国务院证实蓬佩奥前往夏威夷檀香山，不过并未公布行程内容，让人感觉相当神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会谈之后，美方的制裁案就大致停摆。虽然目前无法确认当时中美双方会谈的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