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两岸关系回顾：中美博弈

作者 汤绍成 台湾政治大学兼任教授

中美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乃全球最复杂与牵涉最广泛的一对双边关系，而台湾问题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与最敏感的问题，三方的各种动向，都因大国博弈而与其他国际热点问题相牵连，影响深远。

而当前中美关系之所以恶化，乃起于2018年三月特朗普时期所掀起的对中贸易战，之后拜登再于以接续至今。其中最深层的原因不外是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及一系列的两国全面性竞斗，而台当局已全方位“倚美谋独”，完全失去自主性，此乃可以安全困境、升高理论、互信机制与恐怖平衡等角度来切入观察。

但若要回顾今年的中美及两岸关系，特朗普任期最后20天的特定情况也必须包括在内，然后才是拜登时期的开始，而特朗普总统任内的所作所为，也正好是拜登总统的对照。

特朗普末期：知难而退

在今年一月初，拜登已胜选但尚未就任之际，当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声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Kelly Craft）将于几天后访问台湾，并强调此乃根据美国的“一中政策”，强化对台湾国际空间的支持。这个立场好似与蓬佩奥日前“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的主张相去甚远，可见美方的两面手法。

由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一职，在其外交体系中仅次于国务卿，也算是相当高阶的外交官。但因当时特朗普只剩十多天就要下台，这种支持台湾的动作极为诡异。后因大陆强烈抗议，克拉夫特的专机虽已起飞，但在空中盘旋了数小时后无功而返。

因为特朗普下台在即，若克拉夫特与台湾达成跨越美国“一中政策”红线的协议，比如提升台美关系至相当层级等，必陷大陆于不义，因美方连打带跑，事后中方面对拜登新人新政，确实难以反制，因此乃前朝政府所为。故可推论，中国大陆必向美方发出不惜冲突的严正警告，否则克拉夫特不会转向回去，可见中方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拜登时期：和合挑战

由于美国国会抗中的立场浓烈，以及前政府所设下的一些框限，拜登新政府自然必须有所依循，故在上任初期，就逐渐展开对中强硬的政策，尤其拉帮结派，以台制中，更是其重要手段，这对台湾的安危更会产生相当的影响。

拜登曾表示，中国虽是美国最大的挑战，但双方之间仍有合作的部分，比如世界气候大会以及伊朗核协议等，两国是一种竞合关系。相对的，特朗普时期则是对抗多于合作，但美方仍旧以频打“台湾牌”来刺激北京，确实说一套做一套。再者，以拜登极为资深的政治经验观之，与特朗普有天壤之别，因而可知，拜登政府的作为将会比较可预测，降低突发爆走的可能性。

意识形态对立

中西方文明发展的道路不同，结果各异，天经地义。但至今欧美国家仍以其强势国力来干涉他国内政，并以其价值观强加于人，本来就极不民主，此乃殖民国家的特质，其心可诛。虽然西方文明也带来不少的先进思想与成就，但仍使得每个被殖民国家的特色与自主性受到摧残。

所谓的“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发源于西方，简而言之，此乃一种基于基督宗教与工商业社会所发展出来的政治与道德的普遍主义。但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确实形成一种由上而下的价值灌输，他们不但没有发达的工商业，更未参与其内容的制定，且都成为西方国家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但因有求于美欧而勉强接受。

况且，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不同，西方发达国家的数量只占全球近200个国家的1/4左右，人口也只占约12%左右，欧盟加美国也只有8亿人，美国要以其一贯的方式带头而有所改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前最为讽刺的事例就是阿富汗，美军在当地驻扎20年，最后落得铩羽而逃，显见西方价值的局限性与排他性。

相对的，当前中国的崛起，给西方国家前所未有的挑战，双方已形成拉锯格局。最近的发展乃起于2009年的欧债危机，当时中国给与一些欧洲国家大额纾困，其国际威望盛极一时，令西方国家感到震惊，中国是社会主义又是开发中国家，为何如此多金？

因而中方就在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顺势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开始进一步在国际上展露头角。随后2012年中共18大报告中，再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树立对内的价值标竿。再于2013年起，提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国际关系”，以期稳定与美国的关系，也确实切中时序。

继之，在2015年9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以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题，首次正式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并强调此乃联合国的崇高目标。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随后又陆续被写入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通过的多份联合国决议。接着，同年10月，中共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纳入党章，并于2018年写入《宪法》，同时也被当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Davos Forum)年会采纳，已不断赢得世界的共鸣，而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内外价值体系。

后因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但大陆对于疫情的控制得宜，以及经济成长傲视群伦，其制度的优越性导致后势国力看涨，更加深了西方国家的忧惧。但在2020年9月通过的《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宣言》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词遭到西方国家反对。该语词最初出现在决议草案中，但在最后的版本被替换为“今世和后代的共同未来”，乃显示西方对中国的无由抵制，及其为反对而反对的荒谬态度。

继2021年共产党百年党庆的演讲，以及四月与七月在与德法两国领导人的视频会议，再加上与全球百余政党的领导人在线峰会中，习近平多次提及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人类共同价值”，让一些西方国家感到，这与所谓的“普世价值”相抗衡的态势日益剧烈。

习近平倡导的共同价值，是主张全人类共商共建，乃一种开放包容且由下而上的价值焠炼，是一种道德相对主义。尤其，以和平与发展置顶，此乃后进国家所强烈企求的生存根基。更重要的是，上述这六项价值观都没有一定的模式，各国可各依其国情来制定，既合情又合理。

综合观之，“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确实四平八稳，无懈可击，并获得广泛非西方国家的共鸣，因而让一些先进国家感到这将撼动西方的普世价值体系，可见中西双方的博弈将会更加炽烈，因而以新疆等问题来说事。

而新疆问题乃牵涉基督徒与穆斯林所种下的恐怖主义败因，而911事件就是最新的展现。之后由美国所策划的“阿拉伯之春”更是火上加油，如今蔓延到新疆的穆斯林，还要中国人来承担爆恐的恶果，本来就极不公平。况且北京的处置全属防恐与自保行为来化解暴力，利己利他，西方霸道批斗的行径企图以此搅乱中国治理，其心可议。

基于历史的原因，中华文明曾备受西方震撼而彻底改革，以至于形成当前在大陆极为特殊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混合体制，以及其相对应的价值体系，这也与上述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相类似。进而，此理念被一些西方人士视为具备取代《世界人权宣言》与相关人权规范的作用，同时更可以架空外国对中国的人权批评，再加上“一带一路”这种实现新秩序的重要工具，并将取代美国的霸权，可见中西方之间的巨大差异与尖锐对立。

其实，在当前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家之间依存的程度必然日益增加，人类命运确实休戚与共，且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质内涵，确实优于以美国为主的“霸权稳定论”。但因此理念是中国所提出，导致一些西方国家担忧现存的国际体系被破坏而加以抵制，乃形成中西双方价值观博弈的重要场域。

12月初，拜登总统举办所谓“民主峰会”，因其主题是防范威权主义、打击贪腐与促进人权，此乃进一步结盟制中的行径。其实，美国的民主也一直被人诟病，国内黑白纠葛不断，枪枝泛滥成灾，对外征战滥杀，今年1月六日暴民冲进国会山庄，甚至威胁到国会议员的人身安全，其暴力情景还历历在目，美国“民主典范”的旗帜已经掉漆，确实让人诧异。

此次“民主峰会”并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但美方提出《民主复兴总统倡议》，预计以4.24亿美元来支持媒体自由，打击国际腐败与支持民主改革人士。另外还提出《出口控制与人权倡议》，以针对侵犯人权的国家实行限制出口。

相对的，在此次峰会召开之前，大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约2.4万字的《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具体介绍中国的民主发展，其内容包括：中共领导人民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和成果民主等，是全方位与最有效的社会主义民主。并称“中国的民主是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主的本质和核心”，强调一个国家的民主应该由该国人民来决定，而不应该由外人来评判，良有以也。

白皮书提到民主的判准，乃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等等。况且，“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这必对于非西方国家有相当的吸引力。

同时北京也举办“2021南南人权论坛”，主题为“人民至上与全球人权治理”，并提出《关于自主探索民主道路、携手推动共同发展的联合声明》，也有140个国家签署，显示有更多的国家并不一定接受西方的民主模式，由此可见中方在制度自信与道路自信方面确实信心满满。其实，“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乃实际可以检验民主的良方。别的不谈，若将当前大陆的整体发展与其过往的情况相较，比如1949年中国人平均寿命只有40岁，但如今已达79岁等等，铁证如山，着实令人惊艳。

区域安全博弈

除了上述中西意识形态的博弈之外，中国在制造业方面也显现了相当的优势，以至于中国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甚至在科技与军事方面还弯道超车，单点突破，再加上“一带一路”倡议，也促进了不少国家的基建与发展，使得美国为确保全球影响力的优势而积极抗中，此乃起于特朗普2018年所展开的对中贸易战。

北京曾多次阐明，美国应严格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并停止介入香港、西藏、新疆等关乎中国的核心利益的问题，此乃中方一贯的立场，当前大陆解放军仍未放松对台湾的军事威慑，这主要就是因为中美之间的互信基础已被破坏殆尽，一旦中美关系局部改善，自然也会对于两岸关系有所影响。

且美方也多次重申，拜登政府不会改变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而美方不断提及两岸的对话更是重要，当中美之间有意改善关系，再比较两岸各自对于美国的价值与利益，这对台湾的压力就会明显增加。

另一方面，中国所领导的RCEP将于2022年1月1日生效，因而美国要在东亚建立防中联盟并不容易，就算建成，大陆单点与各个突破的机会也不小。但拜登不太可能减少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并表示将会与中国激烈竞争。

此外，拜登团队正在审查特朗普政府采取的行动，包括对超过3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根据特朗普政府的“第一阶段”协议，中方未能实现其2020年的贸易目标，仅购买了其表示将购买的价值1720亿美元的商品中的近60％。尽管审查仍在继续，但现有关税将一直存在，直到决定做出调整为止。

在技术争端方面，美国试图遏制中国技术拥护者的增长，并特规拜随。特朗普政府利用出口管制、实体列表和行政命令，阻止了包括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芯片制造商半导体制造国际公司，字节跳动有限公司和腾讯控股有限公司等，从美国商品和消费者手中收购。以上都是特朗普政府所遗留的资产，拜登正加以尽量运用。

况且，华尔街和硅谷拥有强大的企业利益，其中许多与民主党有密切联系，他们则希望与中国恢复正常关系。相对的，美国工人及其拥护者，则不愿见以新经济全球化为名，将更多的制造业工作转移给中国。尤其，许多民主党人士将气候变迁视为当前人类的最大挑战，因而认为美国必须与中国合作面对。

至今为止，拜登不断表达与欧亚国家结成价值联盟来抗中的意图，美国与一些域外盟国也纷纷派舰来到南海，确实挑衅意味十足，当前“新八国联军”俨然形成。但因这些国家对于大陆市场的高度依赖性，况且其整体经济情势因新冠疫情而陷入低迷，且中国的经济快速复苏，这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正如大旱之望云霓，自然有意继续与大陆维持友好关系。因而可知，若美方不能将共同价值观与共同的商业利益联系起来，那将是徒劳的。

因此，在此美国内部多重矛盾利益的纠葛之下，拜登认为中国不是威胁而是竞争者，而美国可以赢得这场竞争。面对美国当前的乱象，比如高通膨与高国债，拜登要先安内再攘外，同时还要集结美国的盟友，以建立一个更有效的联盟来对付中国，是必花下高额成本。

“四方安全对话”(Quad)

在2018年新德里的Raisina对话中，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海军首领聚集在一起，这就是Quad结构的恢复。表面上，美国“印太战略”的愿景是希望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但实际上，则是试图维护亚洲的民主秩序，并由奥巴马政府所称的“亚太地区”转变为“印太地区”，将印度的地位提升至如日本和以色列的伙伴关系。

2019年11月初，美方还发表《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促进共同愿景》战略报告，旨在加强伙伴关系，美国首次在印太战略中提到将与台湾的“新南向政策”紧密合作，以及日本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概念”、印度的“东进政策”、澳洲的“印太地区概念”和韩国的“新南方政策”。

在2021年1月下旬成立拜登政府时，美国国安顾问坎贝尔（Kurt Campbell）也曾表示，赞同将G7扩大到民主国家集团D10，也就是增加了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而Quad就是这一构想的主要部分。但近日日本新政府上台，中日关系并非没有缓和的可能，而中印关系虽然对峙僵持，但双方都无意升高冲突，因而Quad要发挥多少作用，确实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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