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揭晓 三星堆商代遗址等六大项目入选

　　中新网北京3月18日电(记者 孙自法)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18日在北京揭晓，四川稻城县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河南南阳市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四川广汉市三星堆商代遗址、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湖北云梦县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甘肃武威市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等六大考古项目入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当天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发布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6个入选和6个入围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高翔、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出席并致辞。

　　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上揭晓发布。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摄

　　当天论坛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行，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六大入选项目代表分别介绍各自项目发掘研究进展，相关考古专家学者应邀予以点评。

　　——四川稻城县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稻城县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四川省甘孜州稻城县，面积约100万平方米，遗址平均海拔约3750米，处在金沙江二级支流傍河的三级阶地上。

　　2020年5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研究室在进行旧石器考古专项调查时发现该遗址。2020年1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主动发掘工作，申报发掘面积200平方米。

　　2021年4月底，考古队联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组成多学科研究团队，开始对皮洛遗址进行正式考古发掘，经过6个多月的发掘工作，取得一系列重要收获和认识。

　　第一，遗址面积广阔，约100万平方米，是国内外罕见的超大型旧石器时代遗址。遗物数量众多，2021年系统采集和发掘的遗物有1万余件。

　　第二，文化内涵丰富，本次发掘在青藏高原东麓揭露出七个连续的文化层位，发现罕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三叠层(简单石核石片组合-阿舍利技术体系-小石片石器体系)，其中第3层不晚于距今13万年。

　　第三，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遗存，出土的手斧与薄刃斧等石制品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组合。

　　总体而言，皮洛遗址是一处时空位置特殊、规模宏大、地层保存完好、文化序列清楚、遗物遗迹丰富、技术特色鲜明、多种文化因素叠加的罕见超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其发现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在青藏高原东麓揭露出七个连续的地层堆积和文化层位，完整保留、系统展示了“简单石核石片组合-阿舍利技术体系-小石片石器体系“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过程，首次建立了四川和中国西南地区连贯的、具有标志性的旧石器时代特定时段的文化序列，为该区域其他遗址和相关材料树立了对比研究的参照和标尺。

　　二是皮洛等川西高原含手斧的遗址填补了阿舍利技术体系的一个关键缺环，串联起东西方的阿舍利文化传播带，对于认识东西方远古人群迁徙和文化传播交流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三是遗址地处青藏高原，连续的地层堆积、完好的埋藏条件和清楚的石器技术演变序列展现了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能力、方式和历史进程。这一重要考古发现处在目前国际学术界有关人类扩散、适应高海拔环境研究的热点课题和关键时间节点上，也提供了该地区古环境变化与人类适应耦合关系的重要生态背景和年代学标尺。

　　——河南南阳市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南阳市东北部卧龙区蒲山镇黄山村北的白河西岸，分布在一处五级台地组成的高17米左右小土山上及周围。2018年5月-2021年12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连续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对西南3公里的产玉名山独山和二者之间发现的地下古河道进行考古勘探，并对附近白河两岸进行了小区域调查。

　　确定黄山遗址面积30万平方米，被3条地下古河道和白河围合，由山上和山下两部分组成，是南阳盆地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探明了遗址与独山之间的地下古河道、独山2处古代玉料开采地点，发现了与西北3公里盛产汉白玉和石英的蒲山之间地下古河道，探明了遗址、独山、蒲山之间的玉石资源供给体系。目前，主要考古成果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第一，考古发掘确定黄山遗址是一处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玉石器制作特征鲜明的中心性聚落遗址，在南阳盆地中遗址面积最大，遗迹规格最高，内涵丰富，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南北文化交流融合发展的特点，为探讨豫西南地区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提供了重要材料。

　　第二，该遗址新石器时代玉石器制作遗存以独山玉石为资源支撑、其他地方玉材为辅助，大致存在仰韶文化晚期“居家式“作坊群向屈家岭时期“团体式”生产模式转变的规律。石家河文化时期也规模化生产玉石器，填补了中原和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玉石器手工业体系的空白，与制骨遗存一起，为探索当时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分工提供了重要线索。

　　第三，仰韶文化坊居式建筑群是国内保存最好的史前建筑群之一，墙体存留高，内部设施齐全，大批遗物原位保存，生动再现了古人制造玉石器与生活的原始场景。特别是“前坊后居式”大型连间长房中的F1面积超过15呼方米，极为罕见。

　　第四，揭露出以陪葬大量猪下颌骨、玉钺、弓箭、象牙器、少量陶器的大型墓葬为代表的屈家岭高等级墓葬区，人骨保存甚佳，社会成员等级分明。可能具有编织功能的成束骨针的发现为中国史前纺织考古提供了重要材料。

　　第五，中原地区首次发现史前码头性质的遗迹，与自然河、人工河道、环壕一起构成了水路交通系统，体现出古人对水资源的重视和利用能力。

　　第六，因独山玉石具有很强的标识性，灵宝西坡墓地、巩义双槐树遗址、保康穆林头遗址、沙洋城河遗址、淮滨沙冢遗址以及南阳盆地和其周围的西峡老坟岗遗址、淅川下寨、镇平安国城等多个遗址出土的多件和南阳黄山遗址相类似的独山玉器，疑似为“黄山造”，这可能反映了该遗址生产的玉石器的交流范围已超出南阳盆地，到达豫西、豫东南、鄂长江北岸广大地区。

　　第七，已清理的重要遗迹均及时进行现场保护，多层次保存较好的史前文化遗存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和展示利用价值。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商代遗址。三星堆商代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川渝地区文明进程研究“的实施内容之一。从2020年3月启动发掘至今，已经初步摸清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格局，并新发现6座“祭祀坑”，目前K3、K4、K5、K6已经结束野外发掘工作，K7、K8发掘工作也已过半。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工作理念，联合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为代表的国内39家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科技公司，共同开展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尤其是新发现六座“祭祀坑”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和多学科研究等工作。

　　截至目前，6座“祭祀坑”的地层关系、堆积形成过程、形制结构、遗物埋藏状况已经基本清楚，出土金器、铜器、玉石器、陶器等200馀件，另提取象牙500余根。其中重要文物包括金面具、鸟形箔饰，铜顶尊跪坐人像、扭头跪坐人像、立人像、人头像、面具、“神坛”，玉璋、戈、凿、神树纹琮、器座，石戈，陶矮领瓮、尖底盏，丝织品残痕，象牙、象牙雕等，部分遗物从造型、纹饰来看，均前所未见。

　　本次对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考古发掘，意义重大而深远，主要包括：

　　第一，新发现的遗迹和遗物，进一步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也将促进关于三星堆遗址及古蜀文明的祭祀礼仪和祭祀体系研究，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

　　第二，进一步阐释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认识。1986年发掘的一号、二号坑出土的大量遗物，兼有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和国内其他地区文化因素，表明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出土的若干新器物，如K3出土的顶尊跪坐铜人像和铜圆口方尊，K4出土的玉琮和丝织品，K5出土的金面具和象牙雕刻等，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认识。

　　——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国字山战国墓葬发现于2013年，该墓葬是清江盆地东周时期的中心性城址——筑卫城的附属性遗存。筑卫城位于江西省樟树市大桥街道彭泽村洪光塘西南。城址地处赣江南岸二级阶地的边缘地带，下方直接俯瞰赣江河谷。城址东西长410米、南北宽360米，面积达14万平方米。城址有高耸城墙环绕，现存最高处达2米。城墙外侧的城壕清晰可辨。城址周边分布着大量同时期的城址、遗址、墓葬等，构成了以筑卫城为核心的聚落群。在城址周边有国字山墓群、牛头山墓群和郭峰墓群等。国字山墓群位于筑卫城以西，由四座形制接近、规模相似的大型墓葬组成，国字山墓葬即是其中的M1。

　　自2017年起，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樟树市博物馆组成的国字山考古队对国字山墓葬及周边地区开展系统的勘探、发掘和研究工作。在发掘同时，多学科的合作研究和从发掘现场就介入的文物保护措施同步进行。经过近5年的发掘，国字山墓葬考古发掘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一是由墓内出土铭文及遗物等推断，墓葬时代为战国中期。

　　二是国字山M1是迄今江西地区考古发掘规模最大的东周时期墓葬。该墓葬有围沟环绕，规模宏大，使用双墓道的多室结构，葬具规格高，随葬品种类齐全，表明墓主有着很高的身份地位。根据墓葬总体特征和出土铭文资料推测墓主可能与越国王室密切相关。筑卫城是东周时期越文化的区域政治中心。

　　三是墓葬体现出多种文化因素交融共存的特征。墓葬具有突出的越文化因素，如周围有围沟，椁板覆盖木皮，使用船形棺以及随葬原始瓷、几何印纹陶器、越式铜鼎、铜鸠杖等。同时伴有相当数量的楚文化因素、群舒文化因素以及自身独特的文化因素。

　　四是国字山墓葬的发掘是近年来江西地区东周时期考古的重大突破，填补了江西东周时期考古空白，为构建和完善本区域两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谱系提供了关键性资料。

　　五是除墓葬本体的发掘外，还对墓园进行全面发掘，了解围沟及通道情况，探索南侧是否存在附属性建筑。根据早期航空和卫星影像提供的线索，对周边地区开展有针对性的钻探，发现了茅里山城址和茶盘山城址;结合以往发现的营盘里等城址，确认了以筑卫城为核心，沿着赣江河谷二级阶地存在一列城址群，这为探讨本区域的聚落布局提供了新线索。

　　六是国字山墓葬的发掘为筑卫城城址的最终定性及探讨清江盆地两周时期聚落布局和社会结构打下坚实基础。

　　七是国字山墓葬的发掘是越国、越文化考古的新突破，为百越文化研究打开了新局面，对研究作为“吴头楚尾”的江西地区东周时期吴越楚关系、政治格局演变具有重要价值，更为本区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的探索提供了直接证据。

　　——湖北云梦县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位于湖北省云梦县城关镇，分布于楚王城城址的东南郊，西距睡虎地墓地约3000米。2020年5月以来，为配合云梦县市政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云梦县博物馆联合组队进行发掘。墓地发掘区分为A、B、C三区，2020年发掘A、B区墓葬共196座，均为战国晚期以来的楚文化小型墓葬，多南北向。2021年发掘C区墓葬116座，其中14座为饱水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无墓道，多东向;葬式多仰身直肢，有少量屈肢葬，葬具分单棺和一椁一棺;墓葬形制、棺椁结构、随葬品组合、殉牲习俗来看，均为秦文化的中小型墓葬，墓主应与公元前278年秦军占领安陆后的秦人及其后裔有关，年代跨度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

　　开展的多学科检测研究包括碳十四测年、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古DNA分析、同位素分析、残留物分析、成分分析、工艺研究和腹土寄生虫检测等，成果斐然。如利用多种同位素重建个体迁徙行为和生活史，清晰揭示了南北人群密切互动，为认识当时的人群融合情况提供了科技支持。

　　本次发掘主要收获如下：

　　第一，出土一批珍贵的文字材料。除M277出土遣策及铜鼎铭文外，战国末期墓葬M274出土一件长文木瓠(一种多棱体木牍)，全文约700字，字体是典型的秦隶，瓠文记载谋士簽游说秦王寝兵立义，体例和文风与《战国策》近似。该瓠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文字最长的木瓠，形制罕见，内涵丰富，涉及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古代史等诸多领域，学术价值重大。瓠文不见于传世记载，提供一篇全新的策问类文献，丰富了战国后期政治史资料，是研究当时社会思想的珍贵文本。

　　第二，出土一批罕见的葬具木板画，年代为战国末-秦代和秦汉之际。题材均为首见填补了战国秦汉绘画材质与类型的历史空白，是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发现，对追溯中国墓葬壁画的形成有重要意义。题材中秦文化特征鲜明，为研究秦人的葬俗葬仪、宗教思想、服饰文化与艺术造型提供了重要材料。

　　第三，出土一大批精美的秦文化漆器，这批漆器保存极其完好，其中不少工艺精湛、纹样独特，文化内涵丰富，年代集中在秦代前后，为研究秦代漆器的生产流通、工艺美术和中国漆器发展史提供重要材料。

　　第四，清理一批难得的秦文化饱水墓葬，为研究出关秦人的丧葬习俗、生活状况和文化变迁提供重要材料。

　　第五，活化了秦汉帝国大一统进程中重要节点的历史场景。云梦是秦人统一南方的战略要冲，郑家湖墓地与楚王城城址及其周围的睡虎地、龙岗、江郭、大坟头等墓地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年代均集中在白起拔郢至西汉初，这些墓主多是楚、秦、汉嬗递——秦汉帝国大一统进程的亲历者、见证者，多学科研究也清晰揭示当时南北人群的频繁迁徙与交融互动。这些材料生动展示了秦文化与楚文化逐渐融合、统一于汉文化并汇入中华文明的历史过程，为研究战国晚期至西汉初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中华文明大一统的进程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国家认同提供了典型案例。

　　——甘肃武威市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该墓葬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西南，地处祁连山北麓，主要分布于武威南山区南营水库以西，冰沟河与大水河中下游北岸的山岗之上。近年来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组建吐谷浑考古项目组，对其持续开展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

　　2019年，项目组发掘了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慕容诺曷钵第三子)，该墓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墓中出土大量随葬品。同时，墓中出土墓志一合，时代明确，内容丰富，首次提及武威南山区“大可汗陵”，墓志左侧面还刻有两行未能释读的文字，可能为吐谷浑本民族文字。2020年，在完成慕容智墓出土301件(套)文物保护修复的同时，在武威地区开展了大规模调査和勘探工作，发现并确认吐谷浑王族墓葬共计23座。

　　2021年，以探明“大可汗陵”的具体方位、布局特征以及丰富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文化内涵为主要目标，考古队对武威地区新发现的长岭-马场滩区3座墓葬进行了发掘，出土随葬品290余件。从马场滩M2出土的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冯翊郡太夫人党氏墓志》可知，该墓群为唐代早中期吐谷浑蓬子氏家族墓地。

　　通过持续的考古工作，现可初步将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分为以慕容智墓为代表的岔山村区(“大可汗陵”区)、以弘化公主和慕容忠墓为代表的青咀-喇嘛湾区(“阳晖谷”陵区)及以党氏墓为代表的长岭-马场滩区(“白杨山”陵区)三大陵区。墓群整体呈现出“大集中、小分散”的分布特征和“牛岗僻壤、马鬣开坟、地踞龙堆”的墓葬选址特征。墓葬均具有唐代早中期高等级墓葬的基本特征，以唐代葬制为主，兼有吐谷浑文化、吐蕃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因素。

　　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发现，生动揭示了吐谷浑民族自归唐以后近百年间逐渐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历史史实，为推动武威地区吐谷浑王族大遗址群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利用提供重要基础，为丝绸之路文化系统的丰富和完善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的6个入围项目包括：浙江余姚市施岙新石器时代稻田遗址、甘肃张家川县圪垯川新石器时代遗址、湖南澧县鸡叫城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西安市江村大墓、江苏南京市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遗址。

　　据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创始于2002年，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杂志社承办的新时期中国考古学术讲坛，是中国最新考古信息的交流平台、重大考古发现的展示舞台和考古新进展的学术讲台，旨在促进考古学术交流、推动新时期中国考古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