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剧广播化的创新实践

　　影视剧广播化的创新实践

　　■刘书毓

　　进入融媒体时代，多部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跨越媒介边界，被改编制作成广播剧。从影视剧到广播剧，是红色叙事探索新表达、接触新受众、焕发新活力的创新实践。

　　广播剧是纯声音传播的艺术形式。在影视剧中，声音仅作为其中传递信息的关键元素之一，观众可以结合画面、字幕掌握情节发展脉络。影视剧被改编为广播剧后，声音完全承载了叙事功能。因此，广播剧的声音需要包含丰富的元素，才能达成叙事中视觉要素的传播效果。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青年毛泽东的出场可谓经典。长沙街头，在滂沱大雨中，一名衣不蔽体的乞丐趴在地上捡起泥水中的一块窝头。众人行色匆匆，军警的马蹄声、驱赶百姓的声音、走投无路卖儿卖女的叫喊声混杂着，而另一边则是坐在楼上喝茶赏雨的阔太太和在汽车内吃西餐的少爷。就在这一片混乱中，青年毛泽东踏着泥泞出场，这民生疾苦他尽收眼底，更铭刻于心。毛泽东首次亮相虽没有一句台词，但有千钧之重。在“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广播剧《觉醒年代》中，保留原剧毛泽东出场背景音乐的同时，通过旁白将影视画面再度显现：“民国对某些拥有财富和权力的人来说，是一个最美好最感怀的年代。但对更多的普通人来说，那却是一个最糟糕最黑暗的年代，他们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直到一个叫毛泽东的青年，迎着风雨，破水而来。”旁白在保留原汁原味剧情基础上进行的二度创作，能够串联情节，使听众掌握剧情发展。

　　影视剧能够直观呈现场景变换、演员位置变化与神态，实现叙事功能。而广播剧则需要用声音构建场景和人物形象，为听众营造更大的想象空间。电视剧《潜伏》中，余则成在与党组织派来假扮他妻子的翠平初次见面时，悬念迭起，人物刻画生动。接翠平途中，天津情报站行动队队长马奎几番试探，余则成都巧妙躲过其言语机锋。下车后，由于此前他与翠平未见过面，为避免翠平错认露出破绽，余则成率先开口示意身份。翠平确认对方身份后，毫不客气指责余则成接站晚点，俨然一副不讲理的做派，躲过了马奎的怀疑。在广播剧中，听众全部注意力集中于余则成和翠平相认的对话中，再加上紧张刺激的背景音效加持，我党地下工作者面临严峻考验的危机感“声”入人心。

　　成功的影视广播化改编是在还原与创新间找到平衡，用音效实现叙事重构，让听众“看见”故事的精神内核。同样是惊心动魄的谍战剧，《风筝》以潜伏在军统的共产党情报员郑耀先执着的理想信念与人生命运为主线，展现了我党地下工作者惊心动魄的斗争历程与九死不悔的革命信仰。电视剧中，当郑耀先以记者身份在延安执行完任务即将离开时，他的老对手韩冰向其介绍起延安的别称“肤施”，并自豪地说：“你记不记得我不重要，关键是你一定不会忘记延安。”郑耀先貌似若无其事地戴上墨镜，实则顺着韩冰的视线默默远眺。随后，主题曲《告别》渐起。此情此景，郑耀先潜伏敌营但心系延安的眷恋之情渲染升华。广播剧中，在这段情节的处理上保留了郑耀先与韩冰言语的针锋相对，但以总括式的语言再现原剧画面：“郑耀先就这样离开了延安，像多年前离开母亲。不同的是，那时候他可以痛痛快快地哭，而如今却只能将眼泪悄悄流在心里。肤施就是延安，离开它，让郑耀先像是一个婴儿，被第二次剪去了和母体的脐带。”话语响起时，背景音乐是低沉的《告别》旋律。广播剧这样改编，使得听众能够走入郑耀先的内心，明白在他的精神底色中，始终不变的是共产党人对信仰的无限忠诚。

　　不论是影视剧还是广播剧，均已成为当下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形式。它们发挥各自艺术特性，相互补充，不断拓展叙述的广度与深度。由于场景限制，影视剧需要依赖特定场所进行专注观看，但广播剧则因其伴随性特质而具有更为广阔的传播范围，它可伴随通勤、做家务、运动等多种场景，使红色故事融入我们的生活日常。但也不得不承认，由于表现方式的局限，较之于影视剧，广播剧的情绪渲染力也有不足的时候。电视剧《问苍茫》中，众人为黄埔军校一期、二期毕业的共产党员践行。毛泽东慷慨激昂，发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祝愿，在场人员无不动容。昏黄的灯光中，大家并肩而立，不知谁率先唱起《国际歌》。从独唱到众和，声音越来越响亮，情绪也愈发激动。但广播剧在改编时，并未保留众人高唱《国际歌》的片段，而是以“长久的掌声中，有人唱起了《国际歌》”带过。

　　综合而言，影视剧与广播剧并非竞争关系，而是互补的传播载体。影视剧以视觉强化集体记忆，广播剧以声音拓展想象边界。影视广播化，是艺术的再创造。让红色基因在声波中传承赓续，也是广播艺术的使命和其生命力的创新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