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在山石上的故事

　　刻在山石上的故事

　　■王淮忠

　　阳光灿烂，清风拂面，我随河北省兴隆县作协一行人出县城，从大水泉的小横河踏上通往驴叫村的窄仄山路。车轮碾过蜿蜒的夹道，两旁的丛林郁郁葱葱。这个藏在兴隆县城东南深山密林褶皱里的小村落，曾在抗战史上刻下深深的刀痕，如今在修缮一新的革命历史展览馆中，正缓缓展开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血色画卷。

　　兴隆县革命历史展览馆坐落在村东头的陡峭悬崖下，青瓦白墙的扇形建筑巍然矗立在山谷中。推开正门，木料清香混合着旧报纸的气息扑面而来，仿佛轻轻掀开了历史的帘幕。

　　展厅中央的沙盘模型首先抓住了我的目光。五指山如巨龙盘卧，黑河支流——小横河似银链缠绕，红色的小点标注着当年的抗日根据地、秘密交通站和作战战场遗址。讲解员轻轻点击屏幕，光影在沙盘上流动，抗战的烽烟便在我们眼前弥漫开来——1933年4月，日寇铁蹄悍然踏入兴隆这片热土;1937年，兴隆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在驴叫村窦永旺家西屋的一间土坯房里诞生。展柜里，泛黄的入党申请书上，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窦永旺的签名力透纸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让人眼眶发热。

　　左侧展厅的主题是“烽火中的脊梁”。玻璃柜里陈列着锈迹斑斑的刺刀、布满弹孔的干粮袋，还有用油纸包裹的《论持久战》手抄本。最令人震撼的是那面“血衣墙”——几件打着补丁的粗布衣裳被灯光照亮，领口和袖口的褐色污渍是永远洗不掉的血迹。讲解员说，这是几位陕西籍八路军伤员在驴叫村养伤时穿过的，村民们用草药给他们敷伤口，用小米粥给他们补充营养，硬是从死神手里把他们抢回。

　　墙上的巨幅油画《五指山突围》，定格了1943年的惨烈战场。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率领的抗日武装在五指山密林中穿行，刺刀在阳光下划出冷冽的弧光。画面前景，一位小战士抱着炸药包冲向敌营，稚气未脱的脸上满是决绝——他叫王虎子，牺牲时年仅16岁，遗物只有半块啃剩的玉米饼……

　　离开展览馆，我们沿着石板路向村后走去。核桃树撑起浓荫，树下的青石板上还留着当年妇女们碾军粮的凹痕。穿过一片山杏林，几座低矮的坟茔在松林中若隐若现，碑前的黄野菊开得正盛。

　　“这是26位游击队员的合葬墓。”村支书老谢蹲下身，用袖口擦了擦墓碑上的露水，缓缓说道，“1943年腊月，他们为了掩护群众转移，被日军逼到了鹰嘴崖。最后弹尽粮绝，有人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有人奋不顾身冲进敌阵，有人抱着凶恶的敌人滚下悬崖……”他的声音渐低，手指划过碑上模糊的“无名氏”3个字。这些把生命留在异乡的年轻人，很多连名字都没留下，只在村民口中传为“铁柱子”“石头哥”。

　　离合葬墓不远，有座单独的小坟包，坟头压着几枚硬币和几粒野山枣。老谢说，这是当年冀东军分区枪械所张师傅之墓。这位来自天津的工匠技师，在驴叫村的地窖里造出了数百枚地雷和土炸弹，最后因本地汉奸告密被捕。日军用烙铁烫他、给他灌辣椒水，一直到他奄奄一息，都没说出兵工厂的位置。

　　“临刑前，他朝着村子的方向笑了笑，说‘告诉乡亲们，枪把子还在’。等敌人撤走后，我的二姑父霍振明背起英雄的遗体，把他安葬在一棵山核桃树下。”讲着讲着，老谢的眼角泛起泪光，远处的山风掠过松林树梢，簌簌作响，仿佛传来当年的铿锵誓言。

　　阳光斜斜地洒在村中央的老槐树上，树下的石磨旁聚着几位老人。86岁的谢奶奶戴着老花镜，正在用彩线绣党旗，针尖在布面上翻飞，“这是给展览馆新添的展品，我奶奶当年给八路军缝过袜底，我也算接过她的绣针了。”

　　村东头的民宿“红嫂之家”飘出阵阵饭香。老板娘王大姐系着蓝布围裙，端出刚蒸好的小米窝头，“当年伤员就住在这屋里，我爷爷翻山越岭去采草药，奶奶把唯一的鸡蛋煮了给伤员补身子。”客房的墙上挂着泛黄的老照片，黑白影像里，几个穿着粗布衣裳的妇女抱着棉被，站在土坯房前笑得灿烂——她们是驴叫村第一代“红嫂”。

　　离开时，暮色已漫上山头。回望展览馆，玻璃幕墙在夕阳下泛着金色的光，像一块被岁月焐热的丰碑。山风掠过村口的百年古槐，枝叶沙沙作响，仿佛是无数英魂在感慨眼前的山河无恙。

　　时光流转，驴叫村的石板路还在延伸，当年的硝烟早已散尽，但那些刻在山石上的故事、那些渗进泥土里的热血，终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讲述中，长成永不褪色的精神脊梁。当我们啃着甜糯的山核桃，当我们在民宿的炕上听老辈人讲古，当孩子们在展览馆的互动屏前点击“历史问答”，红色基因正如年年盛放的映山红，在时代的土壤里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