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钟为谁而鸣
——从电影《731》看历史叙事的当代责任
■刘 畅

电影《731》海报。剧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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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18日,电影《731》公映。这一时间选择,本身就是一段无声的序言,不仅承载着对民族伤痛的深切铭记,更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苦难记忆,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宏大叙事中,昭示着对和平的共同守望。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影片在这一重大历史节点与观众见面,使影片被赋予特殊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正如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孙承健所言:“反法西斯斗争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事情,而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的责任。”而《731》选择在这一历史节点公映,正是以影像话语为时代回响,将历史的警示化为一份当代宣言、一种践行这份“共同责任”的当代表达。并且,这份回响的力量,恰恰藏在其主动的艺术创作而非被动的苦难再现中。
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要在国际传播中彰显我们的文化传统、文化实力,反法西斯战争题材是最能引发情感共鸣的重要题材之一。关键在于我们怎么拍,如何在维护和平、维护人类共同命运与利益的话语中,找到一种对话与交流机制,而这种机制需要落实在具体的叙事情节与具象的视听表达层面。《731》并未止步于对暴行的被动呈现,而是在主动的艺术创造层面,对人性与情感做了深入挖掘。杜存山以装疯卖傻的隐忍求得生机,却在日军试图用编号消解其“人”的属性时,毅然选择捍卫自己的姓名与尊严,哪怕直面生死。这一情节极具象征意义:日军赋予“编号”的本质,实际上是将人异化为冰冷的实验品;而杜存山对“姓名”的坚守,则是对“人”的尊严最顽强的捍卫——影片正是通过这样的主动叙事,让苦难背后的精神力量浮出水面。更深刻的是,这一情节的设计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以731部队为代表的法西斯与军国主义,其罪行远不止于肉体摧残,更在于试图从精神与心灵层面摧毁一个民族。唯有铭记精神被摧残的痛楚,才能筑牢文明与尊严的防线,这正是影片践行“共同责任”的深层内核。
历史题材创作的精髓在于把握艺术真实与历史本质的辩证关系。片中有一个细节值得深究:受害者们的居住饮食条件异常洁净,这与实验区的血腥残忍形成强烈反差,构成巨大叙事张力。这一看似违背常理的“优待”细节,绝非简单的艺术虚构,而是根植于对特定历史逻辑的深刻洞察——正如文化人类学者针对日本军国主义及其文化根源进行深入剖析后所指出的:一种将克制内敛与冷血残暴推向极致并统一于“耻感文化”的矛盾体,影片正是通过这种视觉化的矛盾统一,揭示了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肌理。这种克制本身,即是对历史苦难最有力的表达,展现出深刻的历史厚重感。
唯有尊重史实,才能警钟长鸣。《731》的创作便是在这一观念驱动下的一种创作实践。创作期间,创作团队不仅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与实物证据,还特别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考据史料,并邀请馆长金成民担任历史顾问,确保了创作的严谨性。正是基于这种以尊重史实为前提的创作观念,使得影片的整体叙事与视觉造型,在追求历史真实还原的同时,表现出一种克制而富有张力的美学特质——这种克制本身,即是对历史苦难最有力的表达,展现出深刻的历史厚重感。
如何让青年一代真正读懂历史背后的深层逻辑,让沉重的历史教训入脑入心,是当下文艺作品需要深耕的课题。在此意义上,《731》的上映,无异于为当代社会提供了一堂沉浸式的历史思政课。它通过极具张力的艺术表达,用历史真相、民族气节与人性拷问直击观众心灵,从而为筑牢历史记忆、传承抗战精神提供了影像支点。
如果说历史考据是筑牢创作根基的“磐石”,艺术表达是激活历史记忆的“密钥”,那么揭示历史真实、传承抗战精神则是历史题材创作的“灵魂”,更是此类题材承载思政教育价值的核心落点。《731》对历史细节严谨的态度和考据式的还原,以及针对人性与文化根源的深刻剖析,并非停留在对苦难的陈列或对罪行的控诉,而是通过可感的影像叙事,将抽象的历史真实转化为具象的精神坐标,为思政教育提供了鲜活的载体。
纵观历史,731部队惨绝人寰的暴行,所折射出的是军国主义罪恶。而片中受害者们的遭遇所承载的,也不仅只是个体的苦难,更是中华民族在危亡之际所承受的集体创伤。正是基于此,创作者对历史逻辑的坚守与文化根源的深入挖掘,在让观众看清日本军国主义罪行本质的同时,更能从中深刻体悟到:唯有自强不息、坚守宁死不屈的气节,方能守护和平、彰显正义。
这种从历史事实到精神内核的淬炼,让抗战精神化为可感知、可共鸣的情感洪流。当观众在影像中见证苦难与抗争,对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理解,便是源于灵魂共颤的深刻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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