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文人和官方对关公“忠义、仁勇、诚信”的阐扬

　　隋唐之际，关公虽未引起广泛的关注，但关公的精神品质已为文人们所看重。唐代名臣虞世南评价关公云：“利不动，爵不絷，威不屈，害不折，心耿耿，义烈烈，伟丈夫，真豪杰，纲常备，古今绝。”在唐代文人心目中，关公具备了不为爵禄所动，不为威武所屈，忠心耿耿，义节昭烈等传统纲常伦理所提倡的高尚精神。唐董促《贞元重建庙记》云：“惟将军当三国之时，负万人之敌。孟德且避其锐，孔明谓之绝伦。其于徇义感恩，死生一致。斩良擒禁，此其效也。呜呼!生为英贤，没为神明。精灵所托，此山之下。邦之兴废，岁之丰荒，于是乎系。”董诞认为，正因为关公生为勇敌万人、忠义绝伦的英贤，殁后才能被尊奉为系“邦之兴废、岁之丰荒”的神明。

　　宋元之时，崇关之风渐起，人们对关公精神的评价和颂扬更加全面。宋郑成《元祐重修庙记》载：“侯之名闻于天下……为万人敌耳：此不足以知侯也。曹孟德以奸雄之资，挟天子以令中原，虎视邻国，谓本初犹不足数，而况其下哉?独先主区区欲较其力，而与之抗，然……苟不明于忠义大节，孰肯抗强助弱，去安而即危者?夫爵禄富贵，人之所甚欲也。视万钟犹一芥之轻，……侯以为曹公名为汉臣，实汉仇也。而先主固刘氏之宗种，侯尝受汉爵号矣。苟为择其所事，则当与曹乎?当与刘乎?曹刘之不敌，虽愚者知之。巴蜀数郡，以当天下之半，其成功不可待也，而侯岂以此少动其心哉?秋霜之严，见睍则消;南金之坚，遇刚则折。而侯之忠义凛然，虽富贵在前，死亡居后，不可夺也。”

　　金吏部员外郎田德秀《嘉泰重修庙记》云：“忠而远识，勇而笃义，事明君，抗大节，收俊功，蜚英名，磊磊落落，挺然独立千古者，惟公之伟欤。”元胡琦《新编实录序》称：“尝。谓汉自中平已后，天下大乱，曹操迁天子于许都，孙权擅土地于江表，二人用心可知矣。是时，群材并出，从而附之者，莫非汉臣，汉危不扶，而佐魏、吴倾覆之人，述其所为，遗臭天下后世。孰若云长大勇愤发，心不忘义，事汉昭烈，誓同生死，守荆州九年，贼畏之如虎，讨樊之举，鼓忠义之气，破奸雄之胆，可不谓壮哉!”“抗强助弱、去安即危’’;“富贵在前，死亡居后，不夺也”;“勇而笃义，事明君，抗大节，收俊功”、“磊磊落落”等，都是对关公忠义仁勇诚信品质的进一步阐扬。

　　明代对关公的精神品质称颂进一步升级。如明李永常《洪熙修庙记》所言：“夫士穷见节义，世乱识忠臣。当汉末抢攘之日，人心摇兀之秋，有能竭忠义，抗大节，审顺逆，明去就，拨汉水于灰冷，辅正主于孤弱，挺然特立于千百载之上者，其惟公之伟欤!”他说：“为曹操所执，礼遇甚厚，未尝有忘汉之心焉。胜于白马，已刺颜良，辞归先主，曹操熟视不敢追焉。是何也?不过忠尽而义胜耳。”又说：“逮夫督守荆州，行师樊襄，鸣鼓则曹仁丧胆，扬旗则吕常束手，遂降于禁，斩庞德，胡修、傅方之徒，闻风而受降。于是威震华夏，莫不响应。虽曹操之奸雄，议徙许都以避其锋;孙权之谋术，尚求婚以结其好。兹非勇冠三军，为万人敌，忠义足以动天地而感鬼神者乎!"关公成为千百年来最伟大的道德楷模和伦理规范。明焦竑在《正阳门庙碑铭》中写道：“侯方崎岖草泽中，以一旅之微，卒能佐汉，扶将倾之鼎，摧强破敌，威震天下，可不谓雄哉?及艰危之际，矢死不回，以毕其所志。此其人与孔子所称杀身成仁者，岂有异也。古忠臣烈士，欲有立而中废者，其未竟之志，郁于生前，未尝不赫赫于后世。矧侯之节，皎然与日月争光者哉?”关公品质被抬升到了与日月同辉的高度。

　　清代的文人和士大夫阶层对关公精神品德的颂扬阐释仍然沿着明代的方向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的最高统治者将关公精神品质冠以神圣化的光环，并极具功利性。如雍正帝御制的《关帝庙后殿崇祀三代碑文》提出：“盖孔子以圣，关帝以神。神之陟降上下，显赫鉴观，以惊动觉悟，保佑扶持，与斯人呼吸相应者，感而通，微而著，洋洋乎忠义正直之气，充塞于宇宙之间，与日月星辰同其明，江河山岳同其体，风霆雨露同其功用。宜其英灵之振古常新，而为历代贤豪所莫能并也。”关公已跃然成为既具忠义正直之气，又能够“保佑扶持”朝廷的“神”。又如乾隆帝弘历御制《京城地安门外关帝庙重修碑记》所说：“盖圣而神之，所以著圣道之精;神而圣之，所以明神道之正。若是者，尝求诸先圣先师而外，厥惟关圣大帝克以当之。考神生值炎汉之季，炳大节，锄奸回，本末俱载志传。要之，超伦轶群，其志在《春秋》，其气浩然常塞乎天地，以致前代屡致褒崇，至我朝而愈显。且神绩不可殚记，而于行师命讨为益彰。”清朝之所以“褒崇愈显”，还在于“我国家久仰灵威”，屡蒙佑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