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大将殒命“祝捷大会”

疯狂挑衅

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率部奋起抵抗；中国军队在民众支援下血战月余，连续击败日军进攻，使其三易主将，数次增兵，死伤逾万，受到了沉重打击。

在英、美、法、意等国所谓“调停”下，日本凭借军事上的优势，欲逼迫国民党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双方的谈判还在进行着，日军却已经按捺不住，趾高气扬地公开宣布：将在4月29日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届时日本驻沪军政要员皆到会演说，并举行阅兵式。

蒋光鼐和蔡廷锴闻讯无比愤慨，找到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兼京（南京）沪卫戍司令的陈铭枢，要求对这种疯狂挑衅进行干预。陈铭枢向他们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通过外交手段根本难以奏效，只能派人去会场采用有效手段加以阻止。

然而，此时日军已对上海虹口公园实行戒严，不准华人入内。所以，陈铭枢便设法联系“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希望他出点力。王亚樵认为，可请在沪的朝鲜志士帮忙。

同仇敌忾

王亚樵对陈铭枢作了承诺后，仔细考虑了一下，决定去找自己熟识的韩国临时政府内务总长安昌浩。安昌浩很乐意施以援手，表示“对付日本即使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并马上帮助约见具有传奇色彩的金九。

金九早年立志献身独立运动，屡次被捕，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后，他历任临时政府警务局长、内务总长、代国务总理、国务领，发起创建韩人爱国团；他接受任务后，计划采用形似水壶和饭盒的烈性炸药，并经反复试验才安装；与此同时，他选中尹奉吉执行此次任务，此人懂日文，从家乡投奔远在上海的临时政府时，曾给年轻的妻子留下“丈夫离家生不还”之语，充分表达了为国捐躯的坚强决心。

4月26日，尹奉吉在上海霞飞路宝康里（后为淮海中路315弄，原建筑现已不存）27日加入韩人爱国团，于太极旗前宣誓：“余谨宣誓，为韩人爱国团团员，诛戮刻正侵犯中国之仇人军事领袖，以期还我祖国之独立与自由。”

金九家的厨师齐元省是金九开展秘密工作的助手，是从山东烟台来沪谋生的热血青年，他承担了把炸弹护送到指定地点的任务，途中沉着机智地应对了军警盘查（他后来参加新四军淞沪游击队，担任第五支队中队长，在战斗中牺牲）。

翌日，尹奉吉去上海虹口公园仔细察看地形，只见草坪上已搭好高大的检阅台，四周都有日本兵巡逻。他混在游人中绕台兜了两圈，以目测步量确定了下手的最佳位置。

走出园门，他在日商开的书店里买到白川义则的画像，又买好一面太阳旗。然后，他回到住处给父母、妻子分别写遗言，在给两个儿子的信中说：“如果你们有血有肉，一定要成为为国而战的勇士……”

日酋丧胆

4月29日清晨，金九、尹奉吉一起来到朝鲜侨民金海山家里。按金九事前的嘱咐，金海山为尹奉吉做了一碗香气四溢的牛肉面。尹奉吉吃面时有滋有味，神情泰然。

上午7时45分，尹奉吉打扮成日本阔少，肩挎“军用水壶”，左手提“便当饭盒”，右手拿太阳旗，顺利潜入岗哨林立的上海虹口公园。8时起，接受检阅的日军第九师团及驻沪海军万余人开进公园。上午9时左右，参加观礼的日本侨民、朝鲜侨民进场，受邀的各国驻沪领事也陆续抵达。上午10时，“祝捷大会”正式开始，检阅台上站满日本驻沪军政要员。在阅兵后，日酋相继发表演说。

突然，天空变得阴沉沉，下起了小雨。各国驻沪领事原本就想回避参与“祝捷”，便纷纷借故告辞。尹奉吉坐在检阅台前草坪上，他为了避免误伤一直没下手，此刻找准机会悄然取出炸弹，拉开保险栓，不偏不倚地扔上检阅台。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检阅台马上倒塌，日酋被炸得鬼哭狼嚎……

在爆炸声中，上海日本居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当即丧命，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大将白川义则重伤致死，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右腿致残，第九师团师团长、中将植田谦吉左腿致残，日军第三舰队司令、中将野村吉三郎右眼瞎掉，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受伤。

在大批日本兵拥过来抓捕之际，尹奉吉高举拳头放声大呼：“成功啦！”

坚贞不屈

为了防止日军对在沪朝鲜侨民进行报复，王亚樵与金九密商后，以金九的名义写了一封公开信并译成英文，从外埠寄到上海各报馆，申明此次事件“系金九一人所为，与他人无关。”金九在信中指出：“概自日本以武力并吞高丽，乃进而攫夺满州，并无故侵犯上海，已成为远东及全世界和平之威胁者，故余决意向世界和平之仇敌、人道与正义之蟊贼报仇雪恨”“派尹奉吉于四月二十九日往虹口公园暗杀日军首领”。

尹奉吉受尽酷刑不吐内情，被日本上海派遣军军法会议判处死刑，秘密押往日本，于12月30日英勇就义。

王亚樵经同沈钧儒、褚辅成等商量，从抗日慰劳金中拨出4万银圆赠与朝鲜志士，又买下上海的“公道印书社”交给他们经营以维持生计。金九因被日军悬赏60万银圆追捕，在褚辅成等帮助下离沪隐居浙江嘉兴，后来又辗转中国内地继续担任流亡政府领导人。

抗战胜利后，金九回国，出版了自传《白凡逸志》，其中提及：当年获悉日军将在上海虹口公园开会，规定与会者自带午餐饭盒、水壶和太阳旗，“我马上到西门路（今自忠路）拜访王雄，要他向上海兵工厂厂长宋式骉联系，制造像日本人携带的水壶和饭盒型的炸弹，并请在三天内送来”；第3天，经过20余次试验后，“他们用兵工厂汽车载水壶与饭盒型的炸弹送到西门路王雄家”“真是令人感激不已”。

尹奉吉所用的炸弹，由复旦大学理学院院长、化学系教授林继庸和学生们制造，参与秘密研制炸弹的复旦学生杨庆燮曾回忆：“起初我们也不知道用途，我们称它大菠萝。当时有两位爱国老板吴蕴初、胡厥文，提供了场地膳宿和一些简单的工具。我们用锉刀把一个同热水瓶大小的铁管锉成很深很密的菠萝纹，然后用纸糊好……”

尹奉吉义举的影响极大，既引起国际社会对日本侵吞朝鲜的关注，也使一度处于低潮的朝鲜独立运动重振。1936年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法国巴黎印行的《救国时报》将尹奉吉列为“沪战殉国烈士”，介绍了他的生平事迹。

同年3月5日，《救国时报》又登载韩人爱国团纪念尹奉吉的《泣告中国同志书》，其中说“烈士之精神从此可以激发吾党同志勇往直前矣”“并祈吾热情之中国同志，处处予以指导，时时予以匡助”；该报的编者按则指出：“我们正应扩大抗日救国统一战线，联合韩国等敌忾同仇的兄弟民族，作最诚恳、最亲密的携手，联合一致，向共同敌人之日寇进攻。”

尹奉吉号梅轩，牺牲时年仅25岁。如今，上海鲁迅公园（1988年由虹口公园改名）有一座“梅轩”（内设尹奉吉生平事迹陈列），还可见“尹奉吉义举现场”石碑。

（作者系第十二届上海市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