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牢记“忘战必危”的警训
■张西成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进犯山西,阎锡山判断日军将以大同至雁门关为主攻方向,并拟制了一个“大同会战”计划。然而事与愿违,日军主攻方向恰恰选在阎锡山原以为最安全的地带——灵丘至平型关。日军主力选择的进攻路线,地形复杂,为用兵之大忌。如果不是对地形了如指掌是不敢冒这个险的,阎锡山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联想到一件事:1936年夏,阎锡山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窗板垣征四郎,曾到山西拜访过他。板垣一不坐火车,二不坐汽车,而是“徒步旅行”,走的正是这条路。日军第五师团之所以敢于直插阎锡山晋绥军的背后,是因为这个师团是板垣率领的。
板垣征四郎以拜访老同学之名,却行窥探山西地形及军事情报之实,此事出现在我东北和华北大片国土沦陷之后,其险恶用心已昭然若揭。然而,阎锡山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仍以“朋友来了有好酒”的盛情来款待对手,足见其思想麻痹到何种程度。关于“忘战”这一点,著名抗日救国运动先锋邹韬奋就曾撰文痛陈:“我们目前固切齿痛恨暴日在东北之横行,但他们处心积虑侵略东北,在实际上做准备工夫者近三十年,我们在此三十年中曾经有何自救的准备?到了强盗升堂入室,白刃加头,始纷纷有义勇队敢死队征兵制等等的呼声,可见平日对外侮并无丝毫的准备。”
古人讲,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人必自败,尔后败之。历览古今,一些战争之所以让人深感意外、猝不及防,其实并不是战争发起者有多狡猾、多隐秘,而是受害者自身头脑先出了问题,是思想上的“马放南山”、精神上的“刀枪入库”,才让对手钻了空子。从人类战争史看,绝大多数战争的爆发都有一个酝酿过程以及一定程度的预兆和端倪,关键看你有没有觉察到、是不是有所防范。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每次大战之前日本都会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并以我为假想敌反复组织模拟对抗演练,同时派遣大量间谍深入我国港口和内陆刺探军情和社情。这些征候本应引起国人的高度警惕,然而当权者却被各种虚幻的和平假象蒙蔽了双眼,对日本人的狼子野心视而不见,直至战争爆发方才猛然醒悟,但为时已晚。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秦基伟同志在追忆刘伯承同志时讲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少数同志被胜利冲昏头脑,被“和平”麻痹神经。在一次会议上,刘伯承同志把与会的高级干部带到一个训练场,拿起步枪,趴在地上,瞄准靶子,“啪!啪!啪!”连开三枪,然后站起来说:“我岁数大了,又是一只眼,打的成绩不算理想。但今天打靶,既是技术上打靶,也是政治上打靶。我们要打掉一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头脑里的和平麻痹思想。”这一举动,使与会者深受教育。秦基伟同志回忆说:“那三枪,充分反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敌斗争的敏感性……后来的实践证明,谁做好了打仗的思想准备,谁的仗就打得主动。”与战争年代相比,我们如今已几十年没打过仗,面对思想麻痹、精神懈怠、心存侥幸的危险,需要我们多来几次“政治打靶”,打掉和平积弊,立起备战导向。
马克思说过:“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性,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正所谓看不到平时的危机是最大的危机,看不到潜在的风险是最大的风险。“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闲习,不可以当敌。”作为肩负新时代新使命任务的人民军队,面对当今强敌对手咄咄逼人的围堵态势,面对无时不在的现实战争威胁,必须不断强化忧患意识、使命意识,深刻洞察时与势,深谋远虑安危,始终以如临深渊、如临大敌的清醒练好胜战之功、保持待战之势,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以更周全的戒备、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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