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州南浔丝商群体产业转型情况研究(上)

作者简介：张西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副馆长。

一、近代南浔丝商的显著特点

在晚清同治、光绪年间，浙江湖州的水乡古镇南浔出现了一个因经营丝业而发家的、为世人瞩目的豪富阶层，时人以三种动物形体的大小来标明他们财产的多少，逐渐形成了“四象八牛七十二焦黄狗”的谚语。

近代南浔丝商具有以下与其它地区商人明显不同的特点：

一是惊人的巨额财富。他们的财富究竟各有多少，民间说法不一，一般认为“象”指拥有财产100万两以上的豪富，50万至100万两者称为“牛”，30万至50万两者称为“狗”。在被称为“象”的刘、张、庞、顾四家中，刘家财产达2000万两，张家1200百万两，因而也有被尊称为“狮”的。被称为“牛”的有邢、周、邱、陈、金、张、梅、蒋8家。照此估算，他们的财产总额当在6000万至8000万两。这是令人吃惊的数字，因为19世纪 90年代初，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7000万两左右；1894年前，本国产业资本投资总额仅有6000万两。无疑，他们是近代中国最大的丝商群体。南浔“四象八牛七十二焦黄狗”的兴起，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而这一富豪阶层一经崛起，便对湖州、以至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产生重大影响。

二是趋同的产业类别。起家之初的南浔商人，基本上都是以经销蚕丝为业。南浔地处太湖南岸，气候温和，湖河港汊纵横密布，水质清洁，土质丰腴，适宜蚕桑。据说南宋时，南浔已是“耕桑之富，甲于浙右”。进入明代，天下蚕桑之利，已“莫盛于湖”，而一郡之中，“尤以南浔为甲”。在明代已初露头角的南浔辑里丝，到了清代因质优而“名甲天下”，辑里湖丝已成为浙江优质丝的代名词，粤缎粤纱、山西潞绸及江苏、福建等省的丝织原料、特别是高级原料都须仰给湖丝，官营的内织造局更依赖上贡的湖丝，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局在每年丝季都前往南浔大量采办生丝。丝绸成为南浔最主要的生产事业和人民的衣食之源，成为当地经济支柱。

三是群体的集中涌现。蚕丝业的发展，孕育了大批经商之人，清代时整个南浔镇上居民大多以经营蚕丝为业，《浔溪文献》就说“镇上大半衣食于此”。南浔“四象八牛”不少家族如刘家、张家、周家等，就是从康乾时期迁居南浔，陆续开始业丝的，后成为“八牛”之一的邢家就是从清初开始八代业丝的丝业世家。在1757至1842年公行制度时期，对外贸易被严格限制在广州一口，南浔一些丝商曾直接驾船至广州，经公行之手或直接与洋商贸易。随着投资领域的拓展，经济实力的增强，南浔“四象八牛”在同业组织和旅外同乡组织中的地位也得到加强。

1860年“八牛”之一的陈熙元等为“联同业之情，而敦异乡之好”，通过浙江丝绸捐总局湖州人赵炳麟呈请，在上海发起成立丝业会馆，并任首任董事，刘镛福昌周昌炽都是丝业会馆的早期董事。1900年顾敬斋与湖籍丝商黄佐卿、杨信之在当时两大茧市之一的无锡设立无锡茧业公所，并任议董。”后因上海为丝茧荟萃与厂丝出口集散地，顾敬斋又与湖籍丝商杨信之、沈联芳、黄缙绅于1910年秋发起组织上海丝厂茧业总公所，这是规模最大、势力最雄的丝茧业团体。南浔丝商群体也积极参与筹建旅外同乡组织。1872年，“七十二焦黄狗”之一的谢子楠(设有森元丝栈)与湖籍丝商杨信之、黄佐卿在上海集资购地创设同乡公产寿圣庵，作为敦睦乡谊、讨论商务之所，1906年，周庆云与湖州同乡沈联芳、杨谱笙等发起组织湖州旅沪同乡会，这是上海最早的同乡会之一。1910年周庆云又与湖州同乡王一亭、沈联芳等集资在上海公建湖州会馆，并被推举为总董。

四是开放的文化品性。不过，南浔“四象八牛”丝商群体的真正崛起，主要还是在鸦片战争之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被迫开放东南五口，从此进出口贸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上海因地理位置优越、条件得天独厚而迅速崛起，很快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湖州的生丝战前都经广州公行出口，上海开埠后，“辑里丝乃运护直接销与洋行”。湖丝就近转至上海出口，运输路程比以前缩短9/10，且仅需花五六元就可雇一条小船运80到100包生丝到上海。在上海市场的生丝售价中，运费只占0.2%的微不足道的比例，期丝出口价遂较前广州时期下降35%。因此，以南浔辑里丝为主的中国生丝，在上海开埠不久就占据了欧洲市场，外销量骤增。如以1843年的出口量为100，则1845年为723.8，1848年为1252，1852年为1354，1856年为3215.6，1860年为3798，其中上海的出口量自1846年后始终占90%左右。

上海出口的生丝主要是辑里丝。上海开埠后的最初四年，经湖州丝业中心南浔运上海出口的辑里丝，在上海生丝出口中平均占55%。大利所在，趋之若鹜。一批南浔丝商以上海开埠为契机，利用地缘和业缘优势，贩丝沪上，崛起上海滩。如后被称为“四象”之一的顾福昌于上海开埠不久就“薄游沪上”，在浔沪分别开设丰盛丝经行、寿泰丝栈，“首先经理夷务”，是上海开埠后最早经营生丝出口业的华商之一，也是南浔“四象”中发迹最早的一家。后被称为“八牛”之一的陈熙元于19世纪50年代初至上海，不久成为著名的“丝通事”，同时在南浔开设裕昌丝经行，在上海开设裕昌丝栈。接着邱启昌丝经行主邱仙槎、恒和丝经行主张颂贤等继起。

19世纪60年代初，太平军占领湖州地区，一批南浔丝商、富户避难上海租界，得以直接与洋商接触，开辟了营丝致富的道路。南浔“四象八牛”中的不少家族正是在这时崛起于商界的。后被称为南浔“四象”之首的刘镛，在1860年6月南浔被太平军占领前已携家并“尽运资装于上海”，在上海购地建屋定居业丝。“四象”之一的庞家也是如此，庞芸皋于太平军进攻湖州时与其父“避之上海”，并因此在上海经营丝业。后被称为南浔“八牛”之一的周家，也于太平军进击南浔时转辗上海，开设申昌号，经营棉花、蚕丝等。南浔丝商如协隆丝栈主金桐、朱宏茂丝经行主朱兆传、恒裕丝行主梅鸿吉、森大行主邵易森、森元丝栈主谢子楠、合设丝肆张佩绅等先后继起。由于熟悉外国语言，不少南浔丝商成为“丝通事”或丝买办，在上海商界颇具影响。民国《南浔志》说:“道光以后，湖丝出洋，其始运至广东，其继运至上海销售。南浔七里所产之丝尤著名。出产既富，经商上海者乃日众。与洋商交易，通语言者，谓之通事；在洋行服务者，谓之买办。镇之人业此因而起家者亦正不少。”显然，湖州地区蚕丝经济的发展是南浔丝商兴起的经济基础，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迫对外开放则是他们崛起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