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州南浔丝商群体产业转型情况研究（下）

作者简介：张西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副馆长。

二、近代南浔丝商转型的主要趋向

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到20世纪初，是南浔丝商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生丝出口虽因各种原因有所波动和起伏，其出口量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绝对值总体仍呈增长之势，如1870年为4.9万担，1880年为8.2万担，1890年为8万担，1900年为9.7万担，1910年为13.9万担，而且在1909年日本生丝出口量超过中国前，中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生丝出口国，而以南浔辑里丝为主的湖丝仍然在生丝出口中占很大比重，这为南浔丝商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这时，民间出现了通常所说的“四象八牛七十二焦黄狗”的谚语。“四象八牛七十二焦黄狗”虽然只是口碑传说，无法核实查证，但也并非是无稽之谈。20世纪初，东南名士汤寿潜在刘镛家传中说，“南浔之富，与通奉(刘镛曾封通奉大夫)埒者，凡十数家”。状元资本家张謇在《南浔刘公墓志铭》中也说，南浔丝商“累巨万之家，以十数计，巨万百计，万者不可胜原”。

但是，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南浔“四象八牛”经营领域大为拓展，除土丝业外，他们向缫丝等近代工业、金融业以及盐业、房地产等领域广泛投资。也就是说，“四象八牛”，特别是他们的子弟们，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丝业，而开始转行了。

（一）南浔丝商群体率先转型的方向和领域是近代工业。南浔丝商最初以附股外资企业的方式投资近代工业。在旗昌丝厂、旗昌保险公司中，顾家就是大股东，并由顾福昌之侄顾勉夫为丝厂买办。1891年，旗昌丝厂由法国人勃鲁纳接办后改名宝昌丝厂，顾家仍是大股东。在1882年开办的怡和丝厂中，顾勉夫也有投资。1891年中华汇理银行在香港设立，同时在上海成立顾问部，刘镛是顾问部顾问之一。

从19世纪90年代始，南浔“四象八牛”也开始独资或与其他华商合伙投资近代工业，将部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如顾家的顾敬斋在继续经营顾丰盛丝行的同时，1896年盘进了上海乾康丝厂，在20世纪初成为上海最大的丝厂。以后他又在无锡创办源康丝厂。1902年顾敬斋又参与创办了上海最早的面粉厂之一——华兴面粉公司，1904年他投资龙章造纸厂，并任董事。庞家的庞元济于1895年筹资24万两创办了杭州世经缫丝厂，次年又投资8万两创办大纶制丝厂，同年他还与人筹资53.3万两在杭州创办通益公纱厂，这些都是浙江民族工业初创时期最重要的企业。1904年庞元济在上海创办了龙章造纸厂，这是当时上海惟一一家造纸厂，也是全国最大的造纸厂之一。1906年庞元济、庞元澄兄弟又在湖州创办青城造纸厂，这是浙江第一家规模较大的造纸厂。

（二）金融业是这一时期“四象八牛”主要投资方向之一，其中又以旧式金融业典当为主。刘镛业丝致富后又营典当，在上海及湖州等地开设当铺达 29家之多。“四象”之一的庞芸皋沪上业丝致富数年后，也“挟资归里，买田宅，设典肆”。南浔“八牛”之一的邢赓星家族对典当业最为热衷，丝业致富后在南浔、海宁、太仓、上海、海盐、平湖及苏北若干城镇开设典当达30余家，是南浔富商中开设典当最多的一家，其子邢墭是上海典当业重要人物。南浔邱家也在湖州开设有晋隆、启泰等一批典当。张家也开有当铺10余家。在新式金融业中，庞元济于1905年参与创办了上海合众水火保险公司，刘锦藻、张澹如等人于1907年参与创办了浙江兴业银行。总的来说，南浔丝商家族对新式金融业的投资远没有像对旧式金融业典当那样热心。

（三）南浔“四象八牛”对近代交通运输业也表现出深厚兴趣。1862年，旗昌洋行在上海设立旗昌轮船公司，顾福昌、陈熙元就是大股东。陈熙元在旗昌轮船公司投资13万两，拥有“苏格兰号”“竞赛号”“山东号”和“查理·福士爵士号”。20世纪初的浙江铁路建设，事关地方发展，事关国家利益，引起浙江政商界高度关注，包括“四象八牛”在内的湖商义不容辞，慷慨支持。1907年该公司创办时，刘锦藻被推选为副经理，刘氏家族以个人名义或由堂号出面认股万元以上者达十几人，其他丝商家族张家、邢家、邱家各投资万元，庞家、周家(周庆云)、蒋家(蒋汝藻)各投资5000元。

（四）封建性盐业也是南浔“四象八牛”的投资重点。刘镛业丝致富后在扬州等地开设盐场，是淮盐大甲。南浔张氏家族业丝致富后经营浙盐，在上海设立总管处，在浙西、苏南、皖南设立分销处，垄断这些地区的盐务，辛亥前夕拥有20万引票(每引食盐381斤)，是全国著名的大盐商。南浔周家的周庆云和蒋家的蒋汝藻也放弃父辈致富的丝业，将盐业作为经营重点，分别为嘉所和杭所甲商(清末至抗战前专商引岸制度下权力最大、声势最盛的盐商)，成为浙盐权威人物。

（五）房地产是“四象八牛”致富后最热心的投资行业。较早致富的陈熙元是上海早期著名的地产商，1862年他拥有租界一半以上的房地产，与外国投资商哈同齐名。南浔张家、刘家、邢家、庞家到上海租界后，虽继续从事丝茶贸易，但最大的投资是购置房地产，都成为上海著名的地产业主。其中刘家在公共租界中心区福州路、广西路一带拥有10余条里弄，著名的会乐里、会香里、洪德里、怡德里等里弄住宅都是刘家产业。刘家还在杭州、扬州、青岛、汉口、长沙、南通、青浦、浙江上虞及家乡大搞房地产，仅登记在册的义庄就达1万亩。庞家除上海外，也在江苏苏州、吴江、吴县及浙江绍兴、萧山等地拥有地产。张家张石铭1921年前后拥有上海外滩价值500万的地产。张家还在祖籍徽州、江苏常熟等地大量购置地产，仅登记在册的义田也有三四千亩。

（六）个别富二代开始向娱乐产业转移。在旧上海房地产、娱乐界，有几个传奇性的人物，都是湖州南浔人：一个叫顾联承，一个叫邱炳华，还有一个是邱炳华的兄弟邱竹筠。顾联承是顾敬斋最小的儿子，是典型的富二代。虽是子承父业，顾联承却不仅在缫丝业上有所发展，而且还涉足了其他行业，诸如房地产业、百货业和娱乐业。他还是一位颇有鉴赏水平的珠宝商人。他涉足房地产业，买下了包括静安寺在内的那一带房地产。在他的投资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建筑了百乐门舞厅。1929年，原开在戈登路(今江宁路)的兼营舞厅的“大华饭店”歇业，被誉为“贵族区”的上海西区，没有一个与“贵族区”相适应的娱乐场。1932年，顾联承投资70万两白银，购静安寺地营建ParamountHall，并以谐音取名“百乐门”。该娱乐场由杨锡谬建筑师设计，号称“东方第一乐府”。建筑共三层，底层为厨房和店面，二层为舞池和宴会厅，最大的舞池计500余平方米，舞池地板用汽车钢板支托，跳舞时会产生晃动的感觉。室内还装有冷暖空调，陈设豪华。三楼为旅馆。顾联承还创办了百乐门商场，他对体育也很有兴趣，曾建立了百乐门体育会和东华足球会。

20世纪30年代初，在住宅花园里建造了三个网球场。1932年暑假，在此花园里成立了强华体育会。同年，即参加贤舫杯网球赛，夺得单打锦标。不久又成立篮球队、排球队和足球队，后主要以篮球队闻名。1934年春，篮、网、足球队出征杭州，载誉而归。1937年，组成合众篮球队，参加第10届西青杯赛，并代表中华队参加第一届申报杯中美慈善篮球赛。1938年，顾联承主持的融社俱乐部与强华会合并，改组为百乐门体育会，由顾联承任会长。以后，参加历年新大杯、私上中杯、中青杯、西青杯等篮球赛，先后夺得私上中杯、中青杯锦标。1940年，在西青杯赛中，连克数支外国强队而夺得桂冠。此为继1928年沪江大学夺得锦标后，华人球队再次夺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百乐门体育会解散。

（七）更有甚者，一些浔商把兴趣转向书画创作、文物鉴定与收藏。放眼近代中国，在书画界影响最大的是，人称“海上奇人”的王一亭、“诗画兼修”的金绍城、诗词音乐造诣颇深的周庆云。其中王一亭和艺术大师吴昌硕过从甚密，被誉为“海上双璧”。平日常与画家蒲作英、胡公寿、释虚谷等相往还。王一亭的绘画在当时评价颇高，他曾多次被邀到日本举办书展，并曾受到日本天皇的接见。由此声誉日著，作品流传日广。抗日战争前，他的画每年外销日本数万元，他都用之于国内慈善事业。他在上海与地方绅商及佛教人士组织的华洋义赈会、中国救济妇孺会，合办有孤儿院、残疾院、普善山庄等机构。

金绍城精于绘画，善诗词，善画山水，间作花鸟。曾在北京创立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画会，其弟子中饮誉北京的有惠石湖、刘饮湖、李枕湖、陈梅湖、张湛湖、赵明湖、李五湖、李晴湖、陈升湖、陈东湖，誉为“十大湖”。金绍城鉴于中日书画本同共源，为加强中日间文化交流，筹建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每隔一年举行一次。1926年，金绍城偕画家陈师曾(1876-1923)等赴日本东京、大阪等地举办绘画展览，受到日本艺术界的热烈欢迎。周庆云平时爱好诗词、书画、文物、藏书以及著述。他以市井尘垢，放意山水外，在超山、莫干山均有别业。他所作的游记与志书，有《天目游记》《京江避寿记》《汤山修楔日记》各1卷，另有《西湖灵峰寺志》4卷、《莫干山志》13卷、《西溪秋雪庵志》4卷等。其他著述还有《节本泰西新史揽要》8卷、《浔雅》18卷、《浔溪诗征》40卷、《浔溪诗征补遗》1卷、《浔溪词征》2卷、《浔溪文征》16卷、《两浙词人小传》16卷、《梦坡室获古丛编》12卷、《金玉印痕拓本》7卷、《梦坡室藏砚拓本》及《董夫人经塔石刻拓本》等。年50学鼓琴，复有《琴史》《补琴史》《琴书存目》《乐书存目》《琴操存目》等之作，堪称奇人。周庆云所著，集成《梦坡室丛书》，凡45种计 469 卷。

湖商中，以收藏书画闻名于世的有：庞元济、张钧衡、沈子槎。庞元济为国内外有名的古画鉴赏家和收藏家。著有《虚斋名画录》17卷，1911年刊印，次年又刊印《续虚斋名画录》4卷。1914年，美国费城举行万国博览会，庞元济将所藏名画选出一部分运往展出，特撰写并刊印了铅字洋装本《中华历代名画志》1册，备受欧美艺术家和收藏家的赞赏。张钧衡生平爱好金石碑刻和玩赏奇石，故取字石铭。他与国画金石大师吴昌硕，篆刻家丁辅之、毛福庵等有文墨之交，为杭州西冷印社的发起人和赞助人，至今西泠印社还留有张钧衡书写的对联石刻。张钧衡爱好收藏，有历代名家书画、碑刻。较名贵的有晋、东魏、六朝及隋唐时代的一些墓志铭原石七八方。如北齐《元贤墓志铭》《赵道德墓志铭》、北周《石辅益墓志铭》、唐《王守廉墓志铭》，还有宋苏轼手书的《赤壁赋碑》、元赵孟頫手书的《胡笳十八拍碑》等。他还是南浔清末民初四大藏书家之一，聚书达10余万卷，有《适园善本藏书志》16卷。刻《适园丛书》72种共608卷，《择是居丛书》19种共118卷等，均为影宋精刊本。沈子槎爱好收藏古泉，著有《子槎、果圆两翁古稀寿泉集拓》和《子槎七十泉拓留存》。1955年至1963年间，将所藏古泉4494件分别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委员会、南京博物院、吴兴县博物馆、宁波市古物陈列所和嘉兴市中心博物馆。1959年，将珍藏的古钱币3863件捐赠给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八）部分浔商还涉足投资教育领域。庞元澄就是其中的典型，他热衷教育事业，曾在家乡南浔独资创办浔溪公学，聘杭州名流维新派叶翰为校务主任，所聘教师中多赫赫有名的佼佼者。此外，庞莱臣、庞青城兄弟不仅在家乡创办了国学讲习馆等学校，还为南浔造桥修路，甚至出巨资修缮杭州的拱宸桥。庞元澄捐助创办的复旦公学，便是复旦大学的前身。

总之，这一时期南浔“四象八牛”投资活动频繁，经营领域大为拓展，在土丝和缫丝工业中仍占重要地位，并向棉纺、造纸、面粉工业及新旧金融业、房地产、盐业等行业渗透，在商界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三、近代南浔丝商转型的原因探究

进入民国，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后，南浔“四象八牛”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逐渐衰微。“四象八牛”在商界衰微的直接原因：

一是中国蚕丝产业无可奈何的衰落。南浔丝商以丝业起家，丝业一直是他们的支柱，确如湖籍丝绸商潘润生所说，湖州丝绸“不独名闻全国，抑且驰誉域外”，“湖属数十万农工商贾，恃以生存”。”但进入民国后，中国丝业主要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衰落了。一是日本缫丝工业的崛起。1909年日本生丝出口首次超过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丝出口国，1925年其出口额已是中国的2.6倍。至30年代初，日本生丝产量已占世界的 80%，是我国生丝产量的五六倍，而输出额已是我国的六七倍。二是由于人造丝的发明及大量廉价供应。人造丝发明后，其质量逐年提高，而其价格远较生丝为低，且具有耐穿美观的特点，生丝不得不跌价以竞争。主要由于上述原因，中国蚕丝业进入民国后一落千丈，致使30年代初江浙两省每担千两以上茧本的生丝以半价出售都不可得，两省抵押于银钱业的丝茧总值达4000万元，以致新茧登市，虽跌之每担二三十元都无人问津，确如时人所说“此诚丝茧业空前未有之大劫”。湖州人张泽香说:从前无厂经时，出口者即此干经(指辑里干经)。民国元年以前，为最盛时代，即南浔一隅，销于外洋者亦达万余担。及厂经崛起，销路逐渐减削。1929年后受经济危机及日本丝倾销影响，出口呆滞。1933年，“南浔各经行，完全停顿”。丝业的一落千丈给南浔丝商群体以重大影响。陈果夫说，蚕丝的衰落，使湖州新兴工商业及湖州旅沪同乡已成之事业“均在危殆与凋零之中”。南浔已逐渐失去昔日的辉煌。

二是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贵士而贱工，崇道而卑艺”。湖州自古以来文风特盛，唐宋两代已成为东南文化名邦，“明清二代以科举取士，文人雅士是时特多”。传统文化对湖州以深刻的影响，这些富商的后代们，纷纷把投资的兴趣，转移到收藏书画、典籍、古玩等文化事业，并成为文化界的杰出人物甚至权威，继续为国家、为社会作贡献。难以想象，如果不是这批由浔商转化而来的文化人的拚死保护，日本侵华期间，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大量文物，如何能够安全转移并得以保全。此等功德，整个中华民族子孙后代都应该永远铭记。   

在对待子女问题上，南浔富商总是教育子女业儒，参加科举考试，走学而优则仕之路。“四象”之首刘家便是典型。刘镛业丝致富后广泛投资盐业、典当业和封建性地产，花巨资修建花园小莲庄，直至去世也没有投资近代工矿企业。他虽身在商海，并由此富甲一方，但他希望子孙能科举及第，成为名士显贵，所以他督子课读甚严，其子刘锦藻终成进士，并因撰《清续文献通考》御览而赏内阁侍读学士衔，他本人也因儿子及第被恩封为通奉大夫，使刘家名声更为显赫。他的大儿子刘安澜虽仅为附贡生，但官至工部郎中，且博涉群书，辑有多部诗集，又好藏书，成为雅士名流。受这种文化的熏陶，他的孙子刘承干建嘉业堂，成为著名的藏书家和文史界闻人，连鲁迅先生也非常难得地肯定刘承干：“不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人。”

三是对革命事业深切坚定的热忱。浔商的败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湖州南浔的许多商人，积极投身革命，甚至不惜毁家报国。在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中，一大批湖州南浔人领风气之先，纷纷走上革命道路，为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大多是浔商或浔商的后代，有的还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他们在经济上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企求在政治上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新政府，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思想上追赶时代进步的潮流，行动上积极投身推翻满清王朝革命斗争中。

从这些角度看，浔商并不是衰落，更不是固步自封，而是一种形态的转型，一种内容的升华，是凤凰的涅槃，是美丽的蝶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