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将之道丨左权：高级将领的光辉榜样

高级将领的光辉榜样

■孟俭红

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左权，能干心细，投身华北抗战后，不仅积极协助朱德、彭德怀反击日顽进攻，扩大抗日武装、创建根据地，也在司令部建设、参谋队伍建设和从严备战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反对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反对粗枝大叶，注重实地调研，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被朱德誉为“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八路军挺进华北后，随着我军队伍迅猛壮大、作战地域不断扩大和作战对象多样化，建立机构健全、设置合理、分工较细的司令部门尤为迫切。左权从我军实际和需要出发，起草了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司令部工作条例《八路军各级司令部（军、师、旅、团）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开办了参谋训练班，并亲自讲课。他要求参谋人员要多去实地观察，成为“活地图”，要熟知地名地形地貌，掌握敌、我、友军基本情况，做到了如指掌、心细如发，在首长询问时有问必答、答必无误。

1941年冬，左权在八路军总司令部部务会上讲话，指出要健全司令部工作制度，改善工作方式与方法，要“进行切实的深入的检查工作，进行周密细致的组织工作；粗枝大叶，一般化的现象，必须放弃，代之以了解具体情况，切实研究情况，反对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没过多久，他又在八路军总部直属队连以上干部精兵简政大会上作报告，强调“在工作作风上，必须彻底克服粗枝大叶、铺张、形式主义与文牍主义的现象，取缔多开会、滥印文件，随便宴会等现象，提倡切实朴素、节俭的工作作风”。

他还在《八路军的战斗教练工作》中明确指出，“八路军的战斗教练工作应从敌后抗战的实际出发，不能不顾及到及时供给战争的需要，不能不反对专门进行制式教练以及放松实战需要的教育……我们选择教育科目的标准，首先是着眼于战术实际的需要，并且根据实战的需要性再加选择。”

左权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带头做的。构筑黄崖洞兵工厂防御工事最能体现左权注重调研、务实备战的作风。

当时，为满足我军武器弹药需求，左权四处勘察，将八路军总部修械所由较为平坦的榆社县韩庄村迁到隐蔽的太行山黄崖洞，扩建为大型兵工厂，极大改变了我军装备匮乏的现状。

为防止兵工厂遭敌侵犯破坏，左权设计了兵工厂防御工事整体构筑方案。当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但左权工作热情一点不减，把黄崖洞上上下下、沟沟岭岭实地勘察了一遍。凡需构筑工事的地方，他都在图纸上标注出来，并编上序号。哪里应构筑暗堡，哪里应明堡、暗堡、交通壕相结合，哪里构筑投弹所，各点火力如何配置，左权都标得一清二楚。1940年初，左权又带上八路军总部参谋人员，总部特务团军事干部、作战参谋及施工负责人到现场办公，听取大家对方案的意见。他特意跟大家强调，后期施工中发现不切合作战实际的地方，也随时可以提出修改意见。

进入施工阶段，左权不仅抓进度，对工事质量也事无巨细地关注。有一次，由于施工队不懂地质，埋设电话线路时通过了风化石地段。左权检查后指出，风吹雨打日晒，不出半年石头就风化了，电话线就会暴露，还有可能被石头压断、炮弹炸断。他指导大家重新进行了埋设。

1941年4月中旬，左权为确保万无一失，对黄崖洞兵工厂防御设施进行加固再建。他多次到现场督促检查施工情况，并对重点地段进一步勘察，修正构筑方案，使其更加符合作战需要。他特别交代特务团团长，要根据防区划分将部队拉来演练，工事全部完工后再来个全团大演习；各级指挥员对自己的位置、部队的防区范围、支援路线和转移路线要记得清清楚楚；战士们对工事编号、战斗位置也要熟记。防御工事完工后，左权要求特务团各部进行实兵演练和埋雷、投弹、射击、刺杀、防毒等训练。8月，左权又几次到场，亲自组织并观看特务团演习，解释有关战术要领和阵地防御作战思想。

当时，黄崖洞地形图既有比例五万分之一的整图，也有其他比例的分解图，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左权让特务团将地图放大到五千分之一，绘成一张整图，不仅反映守备区全貌，而且将构筑的暗堡、交通壕、投弹所、障碍物、各级观察所及指挥员位置、支援路线和防区范围等，都按统一标号标了出来。

凝聚左权心血的防御工事很快就派上了用场。1941年11月，日军第3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4旅团共5000多人进攻黄崖洞，妄图端掉兵工厂。左权一面组织兵工厂转移人员、物资和机器，一面指挥兵力约1300人的特务团，用“咬牛筋”战法与强敌周旋，挫败了日军的多次进攻和毒气袭击。战斗一打响，左权就伏在那张放大的地图前标注、划线，进行总体指挥。此前实地勘察时的工事编号，为其指挥作战、调兵遣将起了很大作用。经过8昼夜激战，特务团取得黄崖洞保卫战的胜利，并创造了6∶1的敌我伤亡比，被中央军委认为“应作为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模范战斗”。八路军总部特授予特务团“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荣誉称号。

左权还是个军事理论家，仅在华北敌后5年间，就撰写了40余篇著作。其中，战术研究是其所有军事论著中分量最重的，为总指挥部下达命令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支持。《埋伏战术》《袭击战术》《百团大战交通破坏战术》《战术问题》等著作，直接诠释了游击战的理论思想，是中国人民面对强敌选择游击战争并最终赢得胜利的“当事者语”。他与刘伯承合译的《苏联工农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下发八路军各部队后，总部要求“今后本军关于现代步兵战术的研究，均应以此为蓝本”。

左权的理论建树不是在书斋里实现的，而是在抗战的炮火中完成的。巍峨的太行山是他的“书桌”，奔腾的漳河水是他的“墨水”，前线的战斗是他的“素材”。他的实践，他的思考，加上他的刻苦，成就了这些鲜活丰富的军事论著，成为我军一笔厚重的财富。毛泽东同志称赞他是“‘两杆子’都硬的将才”，周恩来同志称赞他是“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

1942年5月25日，左权壮烈牺牲。7月3日，与他共事多年、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在《晋察冀日报》上刊发《祭左权同志》一文。文中说，左权对“军队的一切建设，部队的管理教育，战斗战役的组织，一切运筹帷幄，无不精细周详，大事不忘，小事不忽”。聂荣臻评价，左权对日常工作中的负责，绝非敷衍苟且之徒可比；他对司令部工作计划，对部队工作的指示，绝非说多做少的清谈家可比；他的精干朴素、实事求是的精神，更绝非虚设机构摆空架子的人可比。

战场上，搞形式主义是要掉脑袋的，要一切从战场实际的需要出发。打仗来不得半点虚假，最要重视真与实。在这方面，左权用实际行动立起了高级将领的光辉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