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副刊丨烽火驿站

烽火驿站

■章熙建

“七贤庄”，原本一座文人雅士遁世隐居的庄院，只因抗战烽火的熊熊燃烧，便成为八路军东进抗日的前沿阵地，演绎出一段厚重的红色传奇。

不久前，我走进西安七贤庄，去追寻80多年前发生于此的那些血色时光。那是抗战洪流中的一束澎湃浪花。

一

时光回溯到1936年6月。一天傍晚，一个来自上海的外籍男子手持一封特殊信函，敲开了古城西安北新街一座古朴典雅的院落大门。

写信的人，是宋庆龄。这个院落，就是红军的西安秘密联络站。站里的负责同志看过这封信后，热情地将这名外籍男子接入院中安顿。他就是后来以《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蜚声中外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七贤庄是他陕甘宁边区之行的第一站。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武器弹药、药品器械等军需物资紧缺。根据周恩来在西安建立秘密联络站的指示，1936年春，我党派驻东北军联络代表刘鼎，租用距离西安火车站较近的七贤庄1号院，以德国共产党员冯海伯的牙科诊所为掩护，担负起向延安转运物资、转送人员及对外转发电讯的任务。

作为七贤庄接洽的第一位进入“红色中国”的外国友人，斯诺也是初次面对面地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逗留七贤庄的时间虽短，斯诺获得的印象却是新奇而深刻的，眼前这些不穿军装的军人真诚和蔼，身上激扬着战斗的气息，这使得他对即将踏入陌生地域的忐忑缓解了很多。

3天后的早晨，斯诺被送上一辆卡车。抵达保安的当晚，他就见到了毛泽东。此后，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他们就着微弱的烛光进行了多次彻夜长谈。斯诺听毛泽东完整地叙述中国工农红军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全面阐述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抗日战争及与国民党军队合作等问题。

斯诺深深地被毛泽东的博学、坚韧和高远的目光所折服。他把这段经历称为“生平经历过的最宝贵的谈话”。在陕北的4个多月里，斯诺采访了多位中共领导人和众多红军官兵，被他们坚定不移的意志和忠诚坦荡的精神所感染，发出由衷感慨：“在苏区人民中、在红军战士身上，我的确发现了另一个中国，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力量！”

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被译成2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声援中国抗日、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的浪潮，甚至影响到一些国家的对华政策。

《红星照耀中国》犹如一个红色路标，引导一批批外国友人奔赴延安。来自加拿大的诺尔曼·白求恩就是其中一位。他曾在书信中告诉友人：“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

抗战期间，经西安到延安的苏、美、英、法、德、加等国的国际友人达600余名，其中一半以上都在七贤庄停留过。

二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战烽火熊熊燃烧，西安处在全国通往延安的“咽喉”位置，七贤庄当仁不让地被推到了抗战前沿。

从1936年春夏之交到解放战争初期，七贤庄先后经历了从秘密联络站到红军联络处、再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变迁，驻地也由1号院扩大到3、4、7号院，常驻八路军官兵达300多人，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桥梁”。

1940年2月，风雪笼罩西安城，连续数个寒凛之夜，七贤庄4号院里飞扬出阵阵高亢激昂的歌声。这歌声如滚滚黄河惊涛，爆发出惊天撼地的咆哮，仿佛中华民族对侵略者发出的怒吼与抗争……路过的人们纷纷驻足聆听。这是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在给办事处官兵教唱《黄河大合唱》。

而在此之前的1938年3月初，著名作家丁玲就曾率西北战地服务团来西安进行抗日宣传。当时的八路军高级参议宣侠父，借用黄埔同窗之谊，多次带着丁玲前往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和国民党军第17军团军团长胡宗南的官邸进行斡旋，为他们争取到了在西安演出的“通行证”。丁玲一行在西安作抗战节目巡回演出长达4个多月，场场爆满，轰动古城。

其间，陈嘉庚、光未然、艾青、康濯、艾思奇、茅盾、梁漱溟等爱国华侨和文化名人，也都经由七贤庄踏上奔赴延安的旅程。

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叶剑英、邓小平、邓颖超、陈赓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在七贤庄留下战斗的足迹。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西安办事处物资采购和运送任务不断加大。官兵白手起家，建立了快捷、严密的保障体系；在西安及宝鸡、长武、渑池、垣曲等沿途一线建立了仓库和兵站；建立了拥有150多台卡车的汽车队和马车队等，将紧缺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和陕甘宁边区。

1940年，国民党西安当局悍然向商界下达禁令：凡卖给八路军货物者，轻则罚款，重则坐牢。办事处的物资采办和运输一度陷入困境，但他们想方设法，迎难而上，通过疏通货源、化整为零，把水银装在车胎里、药品装在铁桶里、钢材充做车轴等办法，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及前线赋予的各项任务。

三

作为全国纵横交织的红色交通线上的“终端枢纽”，七贤庄以其承担的独特使命和卓越不凡的贡献，见证了“万千青年奔延安”的烽火奇观。

1936年底，在完成第一次陕甘宁边区之行后，斯诺由延安来到七贤庄，取道西安返回美国，可他20岁的随行助手王汝梅却毅然留下重返延安。

这年夏初，斯诺通过宋庆龄的斡旋安排，获得了进入陕北采访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队伍的机会，但他的中国话说得不是很熟练，需要一位中文翻译相随。斯诺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他想到了该校经济学系学生王汝梅。王汝梅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出色的组织能力，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火车站送别之际，王汝梅向斯诺提出一个请求，考虑家人和亲友的安全，希望他在作品中不要提及自己。此后，延安的革命队伍里多出一个名叫“黄华”的战士，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他就是王汝梅。

王汝梅仅是七贤庄厚重记忆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从1938年至1941年，通过七贤庄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累计达4万余人。

1939年1月，国民党发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并在西安至延安沿线设置了7处关卡，对爱国青年奔赴延安进行阻挠甚至扣押。面对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办事处的同志们毫不退缩。他们多次与国民党西安当局交涉，想方设法为爱国青年开辟安全通道。在敌人破坏最猖獗的1940年下半年，他们安排爱国青年每三五十人组队，穿上八路军军装，带着以十八集团军名义开具的路条，派出战士带路护送，保证他们安全地穿过封锁线。

爱国青年心向延安，既源于被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开明、团结抗战所感染和吸引，更源于我党筑巢引凤、开门纳贤的政策。1939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并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曾前往抗大看望新生，并对他们说，进抗大没有考试，大家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延安来，这是最好的考试。

爱国青年进入陕甘宁边区，有的成了宣传、文教、卫生队伍的骨干，有的走上了军事科研、军工生产等重要岗位，更多的是奔赴抗战前线，在战火硝烟中施展才干。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之材。

四

七贤庄地处西安闹市区，名称文雅，却难掩腥风血雨时代的波诡云谲。

从1936年开设秘密联络站，到1937年8月公开挂牌国民革命军第八路驻陕办事处，直至1946年9月关闭撤离，这个烽火驿站在西北敌人的“心脏”位置坚守了10年，始终遭受着监视、骚扰和破坏等威胁，可谓危机四伏，险厄相随。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次日凌晨，七贤庄附近传来激烈的枪声。为建立西安秘密交通站立下奠基之功的冯海伯，急忙外出察看，刚出院门就被流弹击中，成为这个烽火驿站的第一位牺牲者。

1938年7月31日，宣侠父在外出处理完工作返回住处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绑架，后被秘密杀害。

从1941年7月到1943年6月的两年间，西安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等机构的军警和特务，先后十几次公然冲击七贤庄，强行抢走电台。办事处的同志们迅速重新安装电台，并想方设法营救出被捕同志。

1946年，蒋介石公开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发动了内战。同年8月，国民党当局下令关闭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9月10日，奉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全体同志撤离了生活、战斗10年的阵地。

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我党在南京、西安、太原、兰州、乌鲁木齐、武汉等地，先后建立了18个八路军办事处，其中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成立最早、坚守时间最长。

1979年4月，叶剑英元帅在西安视察期间特意回到七贤庄，并赋诗一首：“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楼屋依然人半逝，小窗风雪立多时。”

十年坚守，不辱使命；十年战斗，一路艰险。七贤庄——一座功勋卓著的烽火驿站，一段铁血抗战的红色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