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船山之学，育湖湘正气—船山书院记

    　　亦有东洲，在彼中流。
　　桃花片片，绵浪悠悠。
　　绿杨依岸，红雨随舟……
　　这是明代陈安《衡州八景赋》中的句子。东洲，衡州八景之一，位于湖南衡阳市雁峰区的东部，是一座三华里长、近百米宽的小岛。当年东洲多植桃花，每当春潮上涨时，风吹花落，落花随流逐岸，更有“桃浪暖”之感。因形似大船北航，东洲又号船山，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曾在此读书著说。
　　清末，王学大行，士人推崇，兵部侍郎郭嵩焘首建思贤讲舍于省城以崇祀船山。衡阳是王夫之的故乡，崇祀乡贤更当义不容辞。光绪四年（1878年），衡阳知县张宪和在衡州城南大码头横街创办船山书院，以“讲明夫之之学”为宗旨。光绪八年（1882年），衡阳士绅开始在船山书院择师主讲，李扬华首任山长。两江总督曾国荃将家藏《船山遗书》捐与书院，又“捐助膏奖银两，嘉惠来学”。不过当时书院规格不高、院地狭小，影响不大。
　　光绪十一年（1885年），兵部尚书彭玉麟以“院地逼近城市，湫隘嚣尘，殊不足以安弦诵”为由，独资捐银一万二千两，迁书院于东洲北部，一年后落成。书院湘水环绕，树木葱郁，大门上方为彭玉麟手书“船山书院”四字，又有其所撰楹联一副：
　　一瓢草堂遥，愿诸君景仰先型，对门外岳峻湘清，想见高深气象。
　　三篙桃浪暖，就此地宏开讲舍，看眼前鸢飞鱼跃，无非活泼天机。
　　书院有纪念堂，塑王夫之像于堂中。有讲学堂，以供山长教学，还有会客堂和藏书馆。除教习的宿舍外，有精舍四十余间，院内有花园苗圃，办学条件大为改善，办学经费也相对充裕。彭玉麟在《改建船山书院片》中，对书院主持、招收生徒、延聘师儒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办学章程。
　　在船山书院的办学历程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湘潭王闿运。王闿运，字壬秋，一字壬父，号湘绮，学者称湘绮先生，曾执掌成都尊经书院。彭玉麟十分钦佩老友王闿运的学问人品，多次邀请他执掌船山书院，只是因故未能实现。后来王闿运在长沙的住宅湘绮楼失火，彭玉麟又特意在船山书院内建立黄绮楼，以候湘绮先生光临。
　　直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二月，六十高龄的王闿运才携子女来到衡州，主讲船山书院。遗憾的是彭玉麟已经于前一年去世，王闿运的心情十分悲凉。这一年所作的七夕诗云：“空洲无路复无津，独抱秋心坐向晨。输与灵仙情不老，白头簪奈又何人。”王闿运刚到船山书院，景色萧索，眼见的是“门斗斋夫村陋，不成局面”，且“行李虽富，钱米俱无，明早便无食矣”，完全不能与昔日成都尊经书院的盛况相比。但他时时念及亡友的殷殷重托，并不灰心。初到东洲即撰联云：
　　海疆归日启文场，须知回雁传经，南岳万年扶正统。
　　石鼓宗风承宋派，更与重华敷衽，成均九奏协箫韶。
　　可见其培养湖湘弟子，经营书院的决心。
　　基于执掌尊经书院的丰富经验，王闿运在船山书院实行了诸多改制。教授经史辞章，并且“分经授徒”。今存《船山书院课艺初集》八卷，收录院生课作九十篇，都是由其亲自批阅的。他还注重学风整饬，实行降等制度，月课成绩差者由正课生降到附课生。对于屡犯学规的院生也毫不留情，毅然将其驱逐出院。值得一提的是，王闿运育人不重门第，惟重才学，如人称“王门四匠”的僧人释敬安、铁匠张登寿、木匠齐白石、铜匠曾招吉，都曾受业于他门下。
　　在王闿运的用心经营下，船山书院气象焕然一新，“海内执经问学者踵相接”，岳麓、城南、渌江书院学子纷纷慕名而来，有“学在船山”之美誉。
　　不久，维新运动爆发，书院改学堂成为大势所趋。1905年8月，清政府颁布了“停科举以广学校”的上谕。后因湘江涨水，书院没于水中，“十年故迹涤荡无余”，改制之事暂时搁浅。
　　1915年夏天，湘水再次暴涨，船山书院已经无力维持，王闿运允诺将船山书院与衡阳城外的船山祠合并为“船山存古学堂”。此时的书院文、经、子、史分科设置，从本质上尚未脱经史辞章之轨。船山存古学堂于1922年改称船山国学院，1927年改为船山中学，1950年改为衡阳市第一中学。
　　船山书院致力于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是一座颇具特色与影响力的晚清书院。
　　王夫之爱国主义精神一直贯穿于船山书院办学始终，书院举行春秋两祭，都要向学生宣讲王夫之的爱国主义与民族气节。其中王闿运掌教船山书院二十余载，对王夫之极为推重，其《王夫之列传》写道：“船山贞苦，其道大光。千载照耀，百家汪洋。为楚大儒，名久愈章。蒲轮寂寞，兰佩菲芳。”此外他还主持补刻《船山遗书》，为船山作传，为船山诞辰撰文，为船山墓撰联，为船山著作作序题跋。
　　船山书院还注重船山著作的刊刻与整理。光绪十三年（1887年），书院将曾国荃赠送的《船山遗书》版片进行修补增刻出版，增加了《龙源夜话》等五种，称为船山书院增补刻本《船山遗书》。1893年，书院又将增补刻本重印行世。同时书院还刻有《四书训义》和《读通鉴论》等单行本，作教科书使用。此外，船山八世从孙王之春也曾捐银与船山书院，并于1894年刊行船山遗著《四书笺解》和《九赋》。书院刻印的这类船山著作，为当时和后来的学者研究船山之学创造了条件。
　　从1885年改建东洲，到1922年改为船山国学院，历时三十余年。书院开办期间，正值国运艰难：甲午战争惨败，中国沦为列强瓜分的对象，洋务救国化为泡沫，戊戌变法也以失败告终，清朝统治陷入危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全国上下自强救国呼声高涨。在这迫切需要兴学育才之际，船山书院作为衡阳乃至湖南的文化重地，造就了一批经世致用之才，不少弟子活跃于近代历史舞台上。如著名政治家杨度，字皙子，湘潭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至二十八年（1902年）求学于船山书院。他深受王夫之爱国精神的影响，立志要以恢复民族大业为己任。甲午战败后，他东渡日本，寻找救国新出路，呼应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作《湖南少年歌》：“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杨度回国之后，为共和事业奔走。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为党工作，于1931年在上海病逝。再如蒋啸青，字常青，耒阳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求学于船山书院，是王闿运的得意门生，曾提出“学为民用，学为国用”。先后在衡州府中的新民、成章、道南等中学从事中等教育，还于省立三师、三中、三女师教授博物学和社会学，并担任校长多年，治学有方，被尊为“湘南教育王”。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湖南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也是衡阳地方党组织、湖湘最早党小组和党支部的创建者之一。在1928年组织农民暴动，被捕牺牲。
　　国家危亡之际，船山学子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匡世济国而奔走，然其爱国情怀则如出一辙。船山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哺育了一代民族精英。
　　斗转星移，如今船山书院屹然矗立在东洲岛上，听涛声依旧。虽世事变迁，然船山的爱国精神却早已经根植于湖湘这片沃土，激励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