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玄论战”中的各派知识分子

　　论战的背景

　　爆发于1923年的“科玄论战”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事件。以张君劢、张东荪为代表的玄学派，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人生观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这是五四运动后期最为人瞩目的思想论争，它体现了参与五四运动的中国知识阶层对重建民族信念系统的有益尝试。在经学时代结束后，学术界思潮纷繁，无论是力图通过“返本”以“开新”的“玄学派”，还是决心冲决罗网、荡涤传统的“科学派”，或是运用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抱残守缺等于坐以待毙，因此输入学理、再造新民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更成为整个知识阶层文化心态转变的典型特征。

　　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所创造的空前社会生产力没有给世界带来繁荣与和平，相反酿成了史无前例的人类惨剧，引起中国人对西式道路的怀疑。杜亚泉认为：“盖吾人意见以为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在西潮涌动的二十世纪初，杜亚泉的观点是开创性的。长期以来，人们认定东西方文化差异代表了两种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而杜亚泉则认为其代表的是两种文化性质的不同，这就把两种文化放在等同的地位了。科学作为西化过程中最为国人所重视的工具，其自身价值也被重新考量。面对一战这场空前浩劫，认为科技进步就一定会促进社会发展的理论不能不令人怀疑，促使中国的知识阶层对科学的功用进行反思。

　　三个主要派别的观点

　　玄学派主将张君劢力倡植根于自由意志的人生观。人生观是问题的症结之处，但对于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建构的不确定性才是张君劢所深深忧虑的。随着西方文化的狂飙突进，中国是否已陷入到一种盲目的物质崇拜和文化精神失落的窘境中?在他看来，能够指导中国未来文化构建的哲学其实是一种复合体，一是必须向中国传统儒学精神回归，而且是向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心性之学回归;二是借鉴以倭伊铿、柏格森为代表的欧洲生命哲学，张君劢称之为“新玄学”。面对民国初年政治乱局下道德沦丧的困境，张君劢给出振兴宋学的答案。张君劢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强调传统文化特别是宋明理学在近代中国依然具有生命力。此后现代新儒家的文化哲学建设，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和论战中提出的玄学研究模式展开的。

　　坚持科学信仰的知识分子对张君劢的观点发起了猛烈反击。胡适、丁文江等人认为以科学为支配的人生观能够破除主观成见，是追求真理的先决条件。人类认识世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科学方法自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目前不能被科学方法认识的事物最终会被认识。同时针对唯科学主义导致欧战爆发的判断，他们并不认同，指出对于战争最应负责的是政治家及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不科学的。胡适所处的时代是传统文化与思想结构崩裂的时代，以胡适为代表的锐意革新的知识阶层在扫清旧式文化的思想桎梏、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旧式信仰系统的动摇又必然带来新的问题，如果说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激烈批判表现出胡适反传统的一面，那么胡适急切地要把科学转变为一种具有万能功效的最高宗教，并提升其到民族信仰的高度，正是传统文化心理在其内心长期积淀的表现。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依然没能超越传统中国知识阶层所信仰的一元论世界观，这种矛盾的文化观成为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

　　陈独秀提出了应当以“唯物史观”作为人生观的基础，从而使科玄论战演变为科学、玄学和马克思主义三方的论战，进一步提升了论战的深度。陈独秀认为科学派在论战中看似取得胜利，其实他们并没有彻底解决人生观问题，而重要的原因就是科学派没有意识到唯物史观的重要性。在陈独秀看来，科学之所以为世人所相信，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摈除人意之作用，而一切现象化之可客观的，因而可以推算，可以穷其因果之相生”。虽然陈独秀的科学观念中存有机械决定论，但他已经将自然科学的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等同起来，无论自然世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存在客观的运行规律，可以通过科学分析的方法给以揭示。如同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所说：“一切动机都不是自由的而是有所联系的;一切历史现象都是必然的——所谓历史的偶然，仅仅因为人类还不能完全探悉其中的因果，所以纯粹是主观的。决不能因为‘不知因果’便说‘没有因果’。”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科学决定论的立场上要比科学派更为坚定，因为他们掌握的马克思主义是远比实用主义更为先进的理论，从而避免了科学派出现的心物二元论的困境。从物质决定意识，客观环境制约主观思想的唯物论观点出发，陈独秀依照马克思主义学说，认同从婚姻制度到女权主义的兴起、财产制度的发展变化等都是经济变化所导致的结果，而个人本能发挥的机会、悲观乐观见解之不同、宗教思想之变迁都是受时代及社会发展状况支配的。

　　论战的历史价值

　　“科玄论战”爆发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期，既然是向现代化转变，国人的传统心理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发生转化。一方面中国面临着救亡与启蒙的时代主题，在旧有的儒学信仰难以为继之时不能不以求革新自强，这必然要扫清旧式文化的糟粕，展开对传统儒学的批判;而另一方面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在向自然界大步进军之时，却导致了天人关系的失衡，在人们突出工具理性的同时却漠视价值理性的重建，伴随科技日新月异的是人对内在价值的怀疑与否定。马克思主义者参与论战的时间较晚，但是却发挥出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他们提倡的以唯物史观为内容的意识形态，使人们透过各种思潮的遮蔽，从经济基础客观地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为根本解决人生观问题，重建民族信念系统奠定基础。通过“科玄论战”，中国思想界经历了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也决定了未来几十年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走向，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引起了社会越来越广泛的重视，“科玄论战”也成为唯物史观中国化的重要标志。